《共产党宣言》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10-10 17:44:45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曾经有很多著作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古代的《论语》、《道德经》等。那么,在近代,特别是近一百年来,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最重要著作是什么?我想,这就是《共产党宣言》。


  大家知道,《共产党宣言》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1848年2月在英国伦敦用德文首次发表。它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部著作篇幅不大,只有3万多字,但在世界上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由于它的问世以及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世界上产生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产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由于它的问世以及马克思主义其他著作的发表,马克思被评为世界公认的人类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共产党宣言》在世界上传播非常广泛,其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不仅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必读的著作,而且成为美国等世界许多国家大学生的必读书。


  《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不仅影响了孙中山、mzd、dxp等历史伟人,而且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近百年的社会历史走向。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又是马克思诞辰190周年,还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一下这部伟大著作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巨大影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一、《共产党宣言》在西学东渐潮流中来到中国


  《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文字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年2月传入中国的。它编译过程是在1898年,到今天刚好110周年。


  大家知道,1898年是戊戌变法之年。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如果说1894年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不能只在社会的“器物”层面改造中国,还必须在“制度”层面改造中国。那么,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则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在中国,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走革命道路。所以,在1898年前后,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多有识之士到了西方,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思潮。《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


  1899年2月到4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续刊载了一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叫“大同学”,它是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文章在中国的刊物中首次提到“马克思”、“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文字。文章写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里说马克思是英国人有误,因为马克思是德国人,只是长期生活在英国罢了。接着又写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里援引的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一段话,现在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在同年出版的《大同学》一书的第八章,恩格斯的名字也被提及。书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思(即恩格斯)。”


  

1899年2月到4月,《万国公报》连续刊发了“大同学”文章,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



  在这里,基督教传教士李提摩太起了重要作用。李提摩太是英国威尔士人,1870年来到中国传教,先在山东、山西,后又到天津,还曾任天津《时报》主笔。1877年,上海成立了西方基督教在华的第一个文化机构——广学会(1894年前叫同文书会),创办人是英国苏格兰人韦廉臣。1891年韦廉臣去世,李提摩太遂继任广学会总干事,直到1916年回国。在他的策动下,广学会出版了许多传播西方文化的书籍、报刊,《万国公报》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报纸(形似刊物)。李提摩太的思想对当时先进人士影响颇大。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与李提摩太有直接关系。梁启超曾经当过李氏的中文秘书。光绪皇帝也非常喜欢读李氏出版的书籍和《万国公报》,曾购买西学书籍129种,其中的89种由广学会出版,可见当时李氏影响之大。也正为此,光绪曾赐予李提摩太三品顶戴亦即三品官待遇。孙中山早年也与李提摩太有过交往,1894年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给李鸿章的上书即《上李傅相书》。


  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的传入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当时影响学界、出入政坛的李提摩太,在传教的同时将流行于欧美的社会改良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到中国,决非偶然。当然,他也决非自觉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将其作为众多社会主义学说之一只言片语地传入中国的。


  19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流亡欧洲时,也曾学习和研究过《共产党宣言》。


  孙中山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英国留居近一年,其间,曾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里,孙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影响深远。对此,宋庆龄曾多次讲到,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讲得最精彩:“就在这一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共产党宣言》思想。如1903年2月15日,由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上,发表了革命派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章写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很清楚,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思想。1905年8月,孙中山从欧洲回来后,便在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同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先后在《民报》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比如1906年,宋教仁署名勥斋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


  无政府主义派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认为《共产党宣言》是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之入门书,不得不研究。于是有关《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便不断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杂志《天义报》上。比如1908年3月15日,刊载了刘师培署名申叔写的《〈共产党宣言〉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译序。


  中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宣言》的传入也有一定联系。1912年6月2日,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第2期发表了煮尘重治作、势伸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文章对马克思的生平、《共产党宣言》(译为《共产主义宣言》)作了介绍。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是由自发翻译介绍到自觉研究介绍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李大钊。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1918年,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在第16号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成舍我(署名舍)。他还在1919年5月、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的第五、六部分介绍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该文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


  在五四运动前后,还有许多介绍讨论《共产党宣言》的文章。特别重要的是,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问世,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新时代的序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是旧的封建制度崩溃、新的社会道路选择的时代。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作了各种尝试,进行了各种理论选择。《共产党宣言》及其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传播进来并最终被确定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的。


  二、《共产党宣言》完整译本在中国的传播


  《共产党宣言》的完整中文译本在中国的传播有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后。就目前所知,共有12个译文不完全相同的中文译本。


  从1920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出版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书有6个完整的中文译本问世。


  

1920年8月,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我国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



  第一个是陈望道译本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陈望道翻译、并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出版的,所依据的是日文本和英文本《共产党宣言》。


  关于陈望道译本第1版的出版时间长期以来没有定论,或认为是1920年4月,或认为是同年5月。可喜的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澄清,陈望道译本第1版的出版时间是1920年8月,而且是8月17日以前。因为我们在1998年创作拍摄《共产党宣言》电视片时发现了俞秀松1920年6月27日写的关于校对这本书的日记,以及同年8月17号维经斯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给共产国际的关于《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已经出版的信件。


  关于陈望道译本第1版珍藏量问题过去也有争论。通过我们调研发现,目前至少有11册,分别珍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党的“一大”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延安革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山东广饶市博物馆、浙江上虞县档案馆、温州图书馆。


  陈望道译本第1版属竖排版,小32开;全书用3号铅字刊印;封面是水红色,中央印有大幅马克思半身坐像(亦即《近世界六十名人》一书中的肖像)。该书印出后,因发现将书名印错,把《共产党宣言》印成《共党产宣言》,故立即改印,并将水红色改为蓝色。因此现藏8月本实际是两个版本。8月版印数很少,只有千余册,很快就赠售一空。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一经出版,便受到中国先进分子的热烈欢迎。在以后的20年中,该译本曾一再翻印,广为流传,对后世影响重大。


  第二个是华岗译本


  这是由我党理论家华岗翻译并于1930年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译本。这是我们党成立后组织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华兴书局是我党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为了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它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包围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华岗译本就是其中之一。初版的华岗译本采取了伪装本的形式,书名为“《宣言》”,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内容包括:《共产党宣言》、《1872年序言》、《1883年序言》、《1890年序言》。这三个序言是《共产党宣言》的三个德文版序言,是首次与我国见面。该译本的后半部还附有《共产党宣言》的英文全文,这也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英文本《共产党宣言》,采用的是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宣言》在我国也属首次,更利于《宣言》思想的准确传播。


  1930年3月,华兴书局又以“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出版了署名潘鸿文的《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该书除收入了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上述三篇序言外,还收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在该书中,《共产党宣言》改名为《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宣言》。不难看出,该书的译者和编者对《共产党宣言》已有了很深的研究,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有了充分的认识。


  第三个是成徐译本


  这是由成仿吾、徐冰翻译并于1938年在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这也是在解放区由我党公开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1938年,成仿吾在延安陕北公学任校长,徐冰在《解放日报》任编辑。这一年中央宣传部得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让他们翻译。于是,他们把书分成两部分,成仿吾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利用业余时间译出。同年8月该译本首次在延安刚成立的解放社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出版;9月,便在武汉和上海由我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房等出版。


  该译本的特点很明显。它第一次在书前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标准像,这对人们直观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有重大意义。该译本语言更规范,表达更准确,除竖排版外,还有横排版,开始向现代书籍形式过渡。成徐译本在抗战时期传播很广,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广为传播,在国统区也传播很广,甚至还流行到敌占区。


  第四个是陈瘦石译本


  这是非共产党人陈瘦石于1943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翻译出版的。这个译本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可喜的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其庐山真面目。我们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国


  家图书馆见到两册陈瘦石译本,方知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原因,原来该译本没有注明出版时间、地点等,加之人们对陈瘦石其人了解甚少,故而对该译本几乎没有研究。陈瘦石译本很有特点:64开,竖排版,封面中央是书名《共产党宣言》,左上部有红星,红星下边是中国共产党党徽,右部是“陈瘦石译”字样;全书用铅字印刷,纸质很劣。


  现已查明,陈瘦石译本摘自《比较经济制度》一书。《比较经济制度》的原著者是美国人洛克斯和霍德。1938年8月二人合作写完此书,同年由哈普尔公司出版。该书由陈瘦石翻译,中文译本于194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全书分两卷,卷附录中收入《共产党宣言》全文。译者陈瘦石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908年,192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192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英语系。1933年毕业后在资源委员会任秘书,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不少作品。解放后,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国外局工作,1976年去世。


  陈瘦石译本或许算是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版本。译者的目的只是将它作为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参考资料,因此《比较经济制度》一书才得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出版(《比较经济制度》封底上印有“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第3400号)”。但该译本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共产党宣言》的作用。


  第五个是博古译本


  这是由我党理论家博古翻译并于1943年在延安出版的。当时为了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大量出版马列原著,1942年中央决定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博古当时作为翻译校阅委员会成员,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译了一篇序言即《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首次出版了博古校译本。是年,中共中央规定高级干部必须学习五本马列原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博古译本成为干部必读的书籍。


  

1943年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由博古翻译



  博古译本的特点是,序言增加一篇,共四篇序言,译法更接近于现代汉语;尤其是出版发行量极大,自1938年到1949年估计在几百万册。可以说,博古译本是建国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


  第六个是莫斯科译本


  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设在莫斯科的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该译本由当时在该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宣言》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内容包括《宣言》正文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此书写的全部七篇序言,还包括编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修改和补充《宣言》观点的说明。可以说,该译本是当时内容最全、翻译质量最高的一个本子。


1948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百年纪念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同时为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中央宣传部成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不久,中央决定成立了“列宁著作编译局”。1953年1月,毛泽东同志批准,把原来两个翻译机构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其主要任务是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中央编译局同志和我国理论界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建国后,《共产党宣言》有六个新译本先后问世。其中,有五个是由中央编译局重新译校的:一是1958年译本,是在莫斯科译本基础上修订的,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4卷。二是1964年译本,根据德国柏林狄茨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德文原文本,并参照英文、法文、俄文各版译文和国内出版的各种中译本,对译文重新作了校订。初版为单行本,后收入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民族出版社也先后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五种文字出版了该译本的少数民族版文本。盲文出版社还出版了盲文版。三是1978年译本,初版收入1978年中共中央党校所编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199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四是1995年译本,收入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五是最新译本,收入即将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这是《共产党宣言》迄今在我国编译的最新版本。建国后还有一个译本是成仿吾新译本,是成仿吾根据德文重新译校的,于1978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共产党宣言》,1964年版译本,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为了纪念这部著作,中央编译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创作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共产党宣言》纪念版和珍藏版。


  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宣言》这部光辉著作在中国经历了从翻译片断到全文,从秘密出版到公开发行,从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从译为汉语到译为多种民族语文,从伪装本、手抄本到纪念版、珍藏版的艰难曲折、可歌可泣的过程。


  《宣言》的伟大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激励着我们前进。


  三、《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的光辉思想对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集中地体现在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代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身上。


  《共产党宣言》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上所述,孙中山在流亡欧洲以及后来在欧洲考察社会党国际时,就曾学习、研究过《共产党宣言》以及社会主义思想。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形成关于避免走欧洲资本主义老路的“节制资本”思想以及后来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共产党宣言》对其他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如中国社会党,无政府主义等,也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们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作为自己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也就没有能够领导中华民族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与《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的问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上所述,《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陈望道翻译并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出版的。


  

伏案翻译的陈望道先生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因受十月革命影响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6月受五四运动感召回国。先是在浙江一师任语文教员,后因闹学潮辞职回到家乡。正是在家乡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间小柴屋内,陈望道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翻译了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为什么要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因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人的推动。陈独秀是《新青年》主编,当时还比较进步的戴季陶是《星期评论》杂志的编辑,他们二人分别为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英文本和日文本,让他翻译,并准备在《星期评论》刊载。


  1920年3—4月间,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译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准备在《星期评论》刊载。但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该刊便停刊了。恰在这时,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上海不久,应陈独秀之邀,陈望道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当时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部也叫共产党(即后来所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是书记。研究会想出版陈望道译出的《共产党宣言》,又苦于无经费。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上海与陈独秀联系并商谈中国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知道后非常重视,便资助研究会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不久,《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在这里问世了,时间是1920年8月。


  《共产党宣言》对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mzd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说:1920年到北京时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和共产主义的书,其中有三本书特别铭刻在他的心中,使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延安整风时,mzd在一次会议上又讲到:“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是通过读《宣言》走上革命道路的。例如,1919年,周恩来还在日本留学时,就通过日本的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了解了《宣言》一书,1920年10月赴法留学,和当时先行留法的蔡和森等人一起继续学习《宣言》,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者。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dxp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也深情地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jzm同志、hjt同志都十分重视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jzm同志在1996年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讲到,他在上海交大读书时,曾打着手电筒在晚上读《共产党宣言》,并强调党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共产党宣言》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家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下,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获得民族独立和人们解放,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领导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则不仅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且进一步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一切都跟《共产党宣言》思想指导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宣言”,就是直接参照《共产党宣言》拟定的,这对于推动中国革命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个是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拟定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稿,其中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讲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具体讲,就是要实现经济方面的生产资料共有,政治方面废除国家政权,社会方面消灭阶级;二是讲目前斗争的策略和任务,就是要以俄为师,组织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三是讲斗争的结果,即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建设,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文献应当说是我们党对《共产党宣言》思想的最初应用,对后来党的纲领路线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9年红四军的“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我党在井冈山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和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道路的实践方案。其中既讲到我党领导下的红军的革命斗争的总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反官僚资产阶级,又讲到革命斗争的十大政纲,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船只矿山和银行;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民族的自决权;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


  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田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联合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很明显,这里的十大纲领参照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但又进一步结合了中国实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乃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与《共产党宣言》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例如,我们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实行的土改制度、多种经济并存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实行的合作经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8小时工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多种经济制度、累进税制度、新型的社会福利制度等,都与《共产党宣言》思想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讲“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也都是对以《共产党宣言》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四、《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思想不仅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共产党宣言》思想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大家知道,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探索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当时所推行的新文化运动,尽管总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就是要破除传统封建文化,创造符合世界潮流的“新文化”,培养科学、民主精神,塑造中华民族的时代“新人”,但在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这种文化改造的具体方向、任务、道路等,还很抽象,很不明确,所以常常流于空谈。而一旦李大钊、陈独秀等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逐渐确立了经济改造、政治改造和文化改造同时进行的思想,而且认为社会改造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确立了唯一正确的历史航向。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比如,李大钊比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一部分,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改造旧中国的经济组织和人们的思想文化。他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就明确写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所以“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结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很明显,这是当时盛兴的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质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加自觉地把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乃至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自己文化发展的目标。1927年,mzd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明确写道,要领导农民从事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随着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深入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于1934年1月提出了“创造新的工农苏维埃文化”的任务。


  1940年1月,mzd的《新民主主义论》问世。这标志着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正式形成。在这里,mzd第一次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并运用它深刻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毛泽东明确将社会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并科学地阐述了三者的关系。


  mzd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文化乃是旧政治和旧经济的反映。而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这种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它是反映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mzd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基本纲领和政策。他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mzd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新中国成立之初,mzd就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工作方针。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mzd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尽管我们在文化建设中也犯过严重错误,特别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培养“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目标,“三个面向”的文化发展方针;近些年来,我们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新理念和新任务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继承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


  

1848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封面。



  《共产党宣言》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内容。100多年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五四”运动之前,我们的语言是文言文,而我们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但到近代逐渐衰落。真正转变这个思想体系,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而在“五四”运动时期,又主要是从对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传播、研究和运用开始的。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至少在五个层面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一是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但究竟用什么样的白话文?是简单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还是把西方随便的一种话语翻译成白话文?用今天的说法,就是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大家知道,当今学术界有一个很时髦、很重要的词叫Discourse,是“话语”的意思。围绕这个词,还形成了一种新理论,叫做“话语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归根到底是由话语决定的,谁掌握了话语领导权,谁就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话语”这个词,用我们通常的说法,指的就是概念体系。我们现在的概念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概念为核心的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这些概念及其所构成的话语体系,是“五四”运动以前所没有的。没有这些基本概念,就谈不上有中国现代文化。


  这套话语体系是由谁建立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认为,主要是由共产党人以及我国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建立的,而且主要是通过翻译马列著作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方面,中央编译局最有发言权。中央编译局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大最权威的翻译机构,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马列学院编译部,甚至更早。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开始有组织地翻译研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列学院编译部成立之后,翻译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央编译局成立后,更加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翻译,先后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正是在组织翻译这些经典著作的过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集体攻关,同时借鉴我国学术界其他翻译和研究大家的成果,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现代话语体系。由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规模最大的话语体系,所以我国现代文化中的这套话语体系应当说是比较先进的,反映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


  二是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大家想一想,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什么?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是什么?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什么?可以说,现代性的东西很少。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进来之后,我们才知道了许多现代哲学知识,例如知道了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突破了历史循环论,知道了社会历史的结构,社会发展的趋势、道路,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等等。可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我们心目中的整个世界图景都发生了变化,这个世界图景在“五四”运动以前是没有的。应当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开大智慧的学问。因为现在这些思想中很多已经成为常识,所以一些人不以为然,甚至淡忘了它的存在。这是不应该的。


  三是它促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很多具体学科,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这些社会科学门类以及它们所组成的学科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也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很多理论界的翻译家、学者的工作,我们这个学科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四是它促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今天的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今天的电脑网络等,也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我们学校的课程设置、大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研究机构的建立、杂志报纸的编辑出版等均是如此。


  五是它促进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尽管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有各种各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大众文化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日常性的特点。所以大众文化也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很多概念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如少先队员、党员、干部、群众、同志、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我们的许多节日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在“五四”运动之前,我们只有传统的节日,没有这些节日。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语言、生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具有时代性和现代性。


  仔细想一想,我们会更深切地感受到,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这部光辉著作在中华民族百年命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感受良多。我们感恩,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指引着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富强起来;我们坚信,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将继续指引我们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来源:《光明日报》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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