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好玩的省级项目申请书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10-13 15:30:22

今天翻出自己两年前写的项目申请书,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如此不听话的学术研究,怎么可能被这架机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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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目的、意义:《诗经》之为经,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地方性”文本,不仅仅是周朝一些民歌民谣汇编,而是贯通古今的常经大法。《诗经》不仅可以用来阐释、指导中国的问题,而且可以用来阐释、指导西方的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应对政治道德危机的办法通常是回溯到简朴、尚武的小政治共同体。古罗马从城邦小共和国发展到普世帝国之后,民风腐化,极度奢靡,政治道德败坏。罗马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家兼演说家塔西佗撰《日耳曼尼亚志》,为罗马人树立一个可供效仿的政治样板,这个样板以尚武、简朴而闻名。到了近代,霍布斯、洛克等人开启的现代商业生活模式发展起来之后,西方的政治道德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面对这次危机,卢梭像他的先驱塔西佗一样,站在尚武简朴的小城邦立场上反对科学与艺术,以罗马(未受败坏时的罗马)之名对西方现代生活方式作出了狂风暴雨的鞭挞(见《论科学与艺术》)。然而,卢梭的努力并没有收到多少效果,正如塔西佗的努力也不见得能真正扭转罗马帝国腐化的颓势。甚至乎,卢梭塔西佗们的解决方案还有引领西方重归野蛮的危险,这种危险倾向在二十世纪的纳粹德国里变成了现实。这会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当西方政治道德腐化的时候,为何他们的解决方案不成功?有没有别的路径可走?这个问题同样是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同样面临着全民性的道德腐化。如果我们只是照搬西方的路数,那么我们只能重复西方在“野蛮-文明”之间大幅度摇摆的悲剧。


本人认为,中国思想里有解决这种悲剧的资源。西方“尚武简朴”的小城邦生活,跟《诗经》里的唐风、魏风、秦风非常相像。在地理上,日耳曼尼亚(德国)与唐魏之地(山西)有可比性,柏林的气温与太原基本相像,都是北方的气候。日耳曼尼亚在罗马人看来就是他们的北方,而“魏地处季冬之位”、“唐地处孟冬之位”(《诗含神雾》),同属中国的北方(冬在五行上表示北方)。北方之气聚敛,因此有“其地硗确而收,故其民俭而好畜”之说(《诗含神雾》),因此魏风开篇之《葛屦》、唐风开篇之《蟋蟀》,都是刺俭之作。日耳曼人同样节俭,塔西佗写到,“在他们的葬礼中,没有什么繁文缛节;对于有名望的人,专用某几种木材来焚他他的遗体,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仪节了。在火葬的柴堆上,并不堆积寿衣和香料,只是将死者的甲胄、有时连他的坐骑,投入火中。坟墓就是一个小草坡。他们认为雕饰费事而又笨重的墓碑会成为死者难受的负担(《日耳曼尼亚志》26)”。除了节俭,日耳曼人还善战,这就超出了唐魏之风的范围,而兼有秦风的特点。《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邻》《驷驖》《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日耳曼人忠于首领、善战轻死的风俗与秦风非常像,塔西佗写到,“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假使自己的酋帅战死,而自己却从战场上生还,这就是毕生的羞辱了。保卫酋帅,甚至将自己的军功献归酋帅的名下,这才是精忠的表现。酋帅们为胜利而战斗;侍从们则为酋帅而战斗”,这离《黄鸟》三良从死之风已经不远了。


唐魏之风的节俭,加之秦风之善战忠贞,大概可以囊括西方在遭遇道德危机时一再想返回的那个理想(此处指西方希腊传统一脉,希伯来一脉暂且不论)。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三国之风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诗经》对西方人的那个道德理想恰恰是有所批评的。当然,古人并非完全否定唐魏秦三风,甚至可以说,对三国之风还寄予了厚望:唐魏即后来的晋国,为春秋二伯,圣人对此的期望自不待言;就连秦国,圣人也寄予了厚望。季子观乐时,对秦风的评价是“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孔子回答齐景公秦国称霸的原因时,说“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可见唐魏秦之风质朴,为建功立业的良好资质,在这点上,中西思想家大概都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中国古人十分清楚这三国之风内在的缺点,而不认为单靠这三国之风就可以长治久安。如唐魏之风,其风在俭,而《诗》刺的恰恰是俭啬,《蟋蟀》恰恰刺国君不懂享用礼乐。这与西方思想家有相当大的差异。西方思想家往往强调俭朴的一面,礼文方面即便有,也必须是简单的,不喜其繁复(可参考《论科学与艺术》)。但唐风之刺的深意是,如果仅仅强调简朴的一面,那么政治道德同样不会长久。如果没有礼之节,高下尊卑无别,在上者将无威严,在下者将容易犯上作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枢》)”。三晋之地一再发生旁支侵犯弱干的事情,从最初的“曲沃并晋”到后来的“三家分晋”,恐怕并非偶然。如果没有乐之和,积聚财富之心将无所歇息,《魏风》开篇的《葛屦》为积聚财富,“掺掺女手,可以缝裳”;到了《魏风》结尾的《硕鼠》,已经演变成大规模搜刮民资民膏的境地。从最初的勤劳,竟演变成最后的奢靡,其中阴阳转换,可不令人深思?唐风之刺正是君子深思的结果。《地理志》云,“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篇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治国不是一味俭就行,过于强调俭,反而会刺激出大贪。之所以称《唐风》深思,皆因其洞察了阴阳互根之理,叩其两端,用中于民。如果我们对中西方政治理想有一定的了解,那么我们同样会发现另一个奇怪的问题,西方人念念不忘的城邦小共同体,在《诗经》里也并不那么受推崇。西方人认为,城邦小有利于保持道德水平,因为邦小意味着都是熟人社会。因为熟人社会利益比较接近,容易通气,所以比较容易团结对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巴比伦那样的大政治体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共同体(《政治学》1276a30)。西方人偏爱小共同体,正如他们偏爱北方之节俭;但是《魏风》里的《园有桃》恰恰认为“国小而迫,而俭以啬”大有问题。郑笺云“魏君薄公税,省国用,不取于民,食园桃而已,不施德教,民无以战,其侵削之由是也。”政治共同体小,国家财用不足,缺乏国家能力,恰恰是国家受侵略的重要原因。这与西方古典思想家偏好小共同体有着重大差别。按唐魏之风的提示,礼乐与较大的国土面积,并不一定是道德败坏的根由,相反是一国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像唐魏这样的北方之国,因为水土的原因,它们天然就需要礼乐、需要较大的国土面积。


另一方面,西方的小城邦政治理想还有善战的特点。《诗经》对于善战这一民风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秦风》以《车邻》之君臣和睦开篇,此君臣和睦(忠)为后面的战斗埋下伏笔。随后《驷驖》《小戎》一路金戈铁马,到《蒹葭》为之一变,结尾的《权舆》竟是贤臣不得食,君臣之义绝。《权舆》一诗实为法家刻薄寡恩之先声。《车邻》之“并坐鼓瑟”“并坐鼓簧”,最后竟变成《权舆》之“今也每食无余”,毛序“有始而无终”之谓,非虚词也。这正是军事大国的麻烦所在,西方军事帝国如雅典、罗马,都是转眼即逝。秦国同样如此。善战而志大,秦国之兴必矣,唯惧其不长久。而其不长久,与其秋金之气过重、刻薄寡恩相关。秦国的出路或许在于习中原之礼乐?《秦风》倒数第二篇《渭阳》,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则孔子编诗之意,在秦晋之好乎?秦国当与晋国互相扶持,才能长治久安、稳定西陲、拱卫中原?


以上是关于唐魏秦三风的一些初步想法。作此研究,正如前面所云,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学研究、文本研究,而是要恢复《诗经》经世致用的原意,不仅能用于中国,也能用于西方;不仅能用于古代,也能用于现代。我国如今略似秦风,高铁战略对抗美国海权(秦之先造父为驯马高手,今高铁为最先进之车马),其大则必矣,唯恐其不久;阅读唐魏秦三风,吸取古人有益的经验教训,经由秦晋之好再现三代雄风,为本研究希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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