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是自由主义左派的导师

启与示 2018-04-15 13: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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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信仰的力量



索多玛城沉溺于同性恋,上帝派天使拯救义人罗得,并降下天火将该城除灭。后来,罗得的女儿与醉后的父亲乱伦,并产下后裔(创19章)



罗尔斯是自由主义左派的导师


文 / 苏小和


关于人类的境况,有一种预测令人深思:

 

人类上一次大灾难,是极权主义通过剥夺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权而形成的;而下一次大灾难,则是自由民主主义通过争夺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权而形成。

 

上一次大灾难的精神内核,是人们假想了一个真理在握的领袖,心甘情愿把所有人的权利拱手交给他。

 

下一次大灾难的精神内核,是人们假想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握,通过团结就是力量的方式,以政治正确的理由,先绞杀少数人,然后彼此绞杀。

 

总体看,人类是一种愚昧的生物,他们(我们)并不能恰到好处地把握自己的命运,相反,人类一直是自己的杀手。

 

这样的描述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事实描述。人类的世界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悲惨世界,这个世界几千年以来的主要事实,并不是爱与和平,而是战争、瘟疫和饥荒。

 

导致人类总是陷在愚昧状态的原因非常简单: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这是关于“正义论”最普遍的现实秩序。

 

欧美社会那些倡导民主平等的人们,在最近五十年之内不断向着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思想左转。绝大多数学院知识人、媒体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政治家,几乎都出现了一种以平等为旗帜的乌托邦倾向,仿佛只要实现了个人权利意义上的平等秩序,人类就可以进入大同世界。

 

毕加索《朝鲜大屠杀》(1950),谴责联合国介入朝鲜战争,获“列宁和平奖”

 

这是拜政治学家罗尔斯的影响力所赐,他是民主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要扭转这个态势,必须对罗尔斯的正义论展开再辨析。

 

的确,在上个世纪70年代,罗尔斯是政治学的大神级人物,据说当年只要他在哈佛大学讲课,学校的操场和走廊上都不见人影,人们都挤在罗尔斯的大教室里,听他讲述正义论。他对正义的理解,直接影响了美国所有的大学和所有以政治为志业的各路人物。

 

罗尔斯所构想的正义秩序,是一套包括正义的理念、正义的解决方案在内的宏大体系,主要由五个基本概念构成: 


公平即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

原初立场(Original position)

反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

叠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 )

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 


这些秩序性的建构,每一种都呈现出令人眼热的思想张力。知识分子拿着这些名词,思考人类的命运,思考正义如何成为可能,并获得一种理所当然的真理在握的想象。

 

罗尔斯:我试图所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卢梭、洛克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

 

对罗尔斯有所涉猎的人们必然知道,他的思想来源,乃是以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论证西方民主社会的道德价值,反对传统的功利主义,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最重要的美德。任何非正义的法律和制度,不论如何有效,也应加以改造和清除。

 

这是一个清晰的逻辑进路,从直觉到演绎的知识进路。先有真理的绝对存在,然后才有思想体系的涌现秩序;先有稳定的正义论秩序,然后才有社会制度的改进与建构。如此,思考正义论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工作,甚至是一种能够影响人类社会是否足够美好的至关重要的工作。

 

在赋予了正义论足够的思想源泉之后,罗尔斯提出了“正义必须与社会合作同步”的观点,这个观点由此向着“基于制度的正义原则“和“基于个人的正义原则”两个向度演绎。

 

但是,正是通过对罗尔斯的这两个原则的辨析,我们或许能够意识到他的正义论存在怎样的缺陷。

 

当我们说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力,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在讨论罗尔斯“基于制度正义原则”的影响力。这是一种被几乎所有热爱正义的人们所理解并接纳的观念秩序。“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与他人的自由并存的同样的自由,包括公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财产权利”。这是一个合作意义上的先验给定,是社会正义论的第一基础,是制度设计的正义论前提条件,因而也是最激动人心的观念前提。


强制全民医保:依靠政府作为来解决不平等

 

在此前提下,罗尔斯直面了无所不在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现象,因而他有力量提出一种改进的秩序原则:“人们合理地希望这种不平等的秩序对每个人具有开放性”。这个说法听上去类似于机会平等的秩序描述,因而依然属于一个社会合作秩序,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改进的过程。由此罗尔斯认为,地位与官职是两个重要的观察要素,这两个要素条件,必须对每个人开放。

 

在建构了“基于制度的正义原则”之后,罗尔斯必然要面对两个重要的给定条件:

 

其一是国家形态的存在,国家的边界界定如何影响人类普遍的正义秩序,也就是说,普遍的正义秩序如何超越有限存在的国家形态,使得正义的普世秩序成为可能。

 

其二是个体人性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如何使得普遍的正义论成为可能。

 

面对国家形态存在的给定条件,应该说罗尔斯并没有深度展开他的问题意识,或者说他可能没有深入思考约翰•洛克意义上的政府论所表述的政府边界命题。罗尔斯是一个人类视界意义上的正义论建构者,而政府的存在小于人类的存在。这种关照视界的界定,导致罗尔斯可能认为,当他所描述的正义秩序覆盖了全人类,则国家和政府边界范围之内的正义秩序,也会随之找到解决方案。

  

最著名的正义论:无知之幕(来自《漫画思想史》)

 

所以罗尔斯并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思考政府与正义的边界关系上,而是直接从人类的宏大叙事出发,来到了每个个体的人的权利意义之上。这就是罗尔斯“基于个人的正义原则”的展开地带。

 

罗尔斯认为,对个人而言的正义原则,首先也是公平的原则,即如果制度是正义的,个人自愿接受并能从中获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应当遵守这种制度。

 

为了回应这样的辨析,罗尔斯的进路来到了法治领域,他将法治称为“形式正义”或“作为正规性的正义”,即正规、公正地执行公共规则。法律正是对理性的人所发出的公共规则的强制命令,目的在于调节人们的行为,提供社会合作的结构。而自由则是制度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总和,所以法治和自由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将法律看作是为争夺权益而制定的产物,而应将它看作是试图实现正义原则而规定的最好的方针,具有道德的功能。

 

也就是说,当法律和道德整合在一起,就能体现出对个体人的权利的分析与追问。的确,这种对自由、合作与法治的思考,赋予了一个个体的人必要的正义规则和利益偏好的伦理稳定性。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个体的人性并不会因为公共规则、形式正义或者是法治的稳定存在而失去其复杂性和幽暗性。深具保守主义立场和人性论传统的人们认为,当个体的人面对自由的自我定义的时候,不会出现康德意义上的自律,只会出现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自负与放纵。

 

这是对人性的绝对怀疑的思想史传统。沿着罗尔斯的问题意识的思辨进路,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他似乎意识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幽暗性,意识到这种人性的特征来自于一个古老的传统观念——人在终极的意义上并不具有判断善和恶的一般能力。

 

1960年代欧美最流行的自由:嬉皮,滥交,吸毒,反冷战,共*产主义…

 

重要的是,这是康德关于实践理性的思想进路,个体的人必须倾听并遵从“绝对命令”,顺服绝对的“善”,人的自由意义才成为可能。如果沿着康德的逻辑进行下去,罗尔斯就会进入到传统的人性论秩序之中,进入到一种对个体人的自我本质的思索之中。

 

显然,这种可能存在的思想进路,会抑制住罗尔斯关于人类正义秩序的宏大思考。理由在于,当每个人的正义,包括对正义的想象和对正义的实践都被彻底怀疑并且失去了个体意义上的稳定性,则任何关于对正义的宏大秩序理论构建就因此失去了必要的个体基准。

 

对于毕生以建构正义论为使命的罗尔斯而言,这样的进路几乎意味着他的工作失去了足够的意义。

 

因此,他不得不宣告,必须离开康德的形而上学,离开实践理性的批判,为一种宏大的正义秩序理论建构“基于个人的正义原则”。

 

如此,罗尔斯必须要论证,个体的人对于终极的正义原则是存在的,这既是一种个人的原初立场,也是一种个人权利。导致这种个人权利失衡的主要原因,是一种想象的终极的“善”抑制和遮蔽了人的意义。

 

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终极的“善”赋予每个个人正义的想象力,另一方面,终极的“善”抑制了个人权利对善的改进空间。如何处理这个看上去冲突的秩序悖论,罗尔斯提出了他的正义论的基准命题:按照“公平即正义”的原则,个体之人的“权利”必须在终极的“善”之上。只有这样做,公平的秩序意义才成为可能,个体的权利对正义的改进才成为可能。

 

应该说,当罗尔斯把正义论的命题推进到这一步,他的理论建构具有看上去不容商榷的思想优势。至少在重要的三个命题上面,罗尔斯的思想都具有相当明确的说服力。

 

约翰·罗尔斯的影响极其深远

 

——公平即正义,这构成了正义的普遍秩序,正义因此可能覆盖到整个人类社会。

 

——个人权利高于终极的善,这构成了正义论极为重要的个人主义基础,个体的正义成为罗尔斯正义论的基准条件。

 

——关于反射和叠加的方法论陈述,则意味着罗尔斯的正义试图通过大多数人的交流与改进,获得正义论的更大范围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能够超越国家的边界。

 

如此开阔而且具体的正义论想象,足以影响当代所有对正义充满了渴望的人们。这是罗尔斯的思想几乎占据了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大学校园的主要理由。

 

那么,当我们讨论罗尔斯的正义论的缺失,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认为,问题就处在罗尔斯非常重视的“原初立场”之上。

 

必须承认,罗尔斯提出“原初立场”的分析进路,具有某种了不起的开阔思路,具有思想史上足够的想象力。但是,为什么他的正义论秩序会出现可能的漏洞呢?

 

迈克尔•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评,主要基于美国的思想资源,他试图用公民的共和主义来辨析罗尔斯的自由政治主义,这使得桑德尔的观点具有醒目的解决方案意义。用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的共和理念,对当代的自由主义展开纠错,这正是美国现实政治的基本秩序。

  

罗伯特•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批评,看上去具有深刻的思想史根基。他抓住了罗尔斯对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背离现象,从康德对个人自由的理解开始,再次强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康德式理念。应该说,这样的批评几乎抓住了罗尔斯的要害,在罗尔斯的正义论框架下,个体的人的确存在手段化的思想趋势。

 

电影《四月三周两天》:积极的政治观,使人成为实现价值的手段,于是有了“月经警察”

 

阿马蒂亚•森也曾经对罗尔斯的正义论有过批评,他反对罗尔斯对正义秩序的终极想象,强调应该在一种纠错的意义上展开正义的努力,即重要的是要努力消除当下看得见的不正义。

 

如何批评罗尔斯的正义观,才能形成有效的思想史意义?我认为,紧紧扣住罗尔斯的“原初立场(Original position)”,可能会让批评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纵深感。

 

由此我们必须强调,人类在基本的价值判断方面,是一种超验的给予与启示,并非人类经验层面的创造与改进。事实上,这也是罗尔斯强调要回到“原初立场”的必要理由。

 

我们可以在比较的维度上,呈现原初立场和罗尔斯的观念秩序的不同之处:

 

原初立场

罗尔斯观念

              备  注

“一个义人都没有,所有人都有罪。”

个人权利在最高的善之上

罗尔斯通过对个人权利的位置给定,肯定了个人的绝对正义性,否定了原初立场的意义上对人性的正义的绝对怀疑。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公平即正义

天国不在地上,罗尔斯构建的是人类整体意义上的正义乌托邦秩序。

 

你是寄居的

反射平衡与公共理性

生命是一场改进的过程理性,罗尔斯在这里高估了人类的平衡能力,并且把过程理性曲解为整全的理性。

 

是的,当我们讨论罗尔斯陈述的“原初立场”,我们必须讨论基督信仰与圣经的观念秩序。

 

罗尔斯出生在美国马利兰州的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他本人很早就接受了洗礼,而且跟随父母有过比较严谨的教会敬拜生活。应该说,罗尔斯本人对圣经的原初意义上的观念秩序非常了解。可能是日后他参加了残酷的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太多的杀戮和太多的死亡,让罗尔斯急切地要解决正义的现实方案。事实上,罗尔斯是当年少数几个坚决反对美国动用原子弹攻击日本的军人之一。

 

这正是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个重要支点,将正义论置于现实的背景之下,而不仅仅是一种观念的秩序。

 

为了实现这一巨大的目标,罗尔斯将他关于原初立场的讨论从传统的圣经观念秩序中抽离出来,呈现为一种“原初立场”的罗尔斯定义。

  

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带来和平,乃是带来纷争。(太10:34)

 

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一种假设前提。但与其他学科的“理所当然的前提条件的假设条件”不一样,其他的学科的前提假设都持守在一种古典的涌现秩序里,并对超验的秩序构成了一种绝对尊重与理性演绎。但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却是在最重要的关于人的意义的命题上,背离了圣经秩序关于人的意义的启示,试图通过一种有限理性的方式,由人自己来建构一个关于人的存在的“理所当然的前提条件的假设条件”。

 

是的,当我们讨论罗尔斯的原初立场,就是指一种由罗尔斯想象并事前设计的公平程序:只要人们严格遵循程序办事,这个程序就是正确的、公平的。“无知之幕”在这里起到均衡的作用,所有人对自己、他人及周边环境一概不知,当人们对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成长背景、人际关系、 天资天赋,心理状态均不了解的时候,那些在罗尔斯看来影响正义秩序的偶然因素就会消除,如此就可以确保任何人在做出正义选择的时候,不会因为自身、他人、周边环境等偶然因素走入一种不均衡的状态。

 

这是一种宏大秩序意义和制度设计意义上的前提给定,而不是基于个体人的人性的基准条件。如此,罗尔斯就在与圣经的观念秩序有关的原初立场的意义上,出现了三个重大的错误:

 

——假想了人的权利在最高的善之上,从而高估了人性的善的能力,低估甚至忽略了人性的有限性和幽暗性;

 

——把正义论设计成一种现实的解决方案,从而出现了正义论致命的乌托邦陷阱;

 

——把正义论理解为一种当下的目标设计,而不是一种改进的过程,从而忽略了过程理性的意义。

 

上述三种错误,正是当代左倾自由主义、民主自由主义的主要征象,同时也是今天弥漫在欧美大学、知识阶层、传媒界和建制派政治势力的主要观念系统。

 

如此看来,罗尔斯首先在思想史的维度上,背离了康德的实践理性秩序,然后又在原初立场的意义上,背离了传统的圣经观念秩序。这样的解释,或许可能让我们看到罗尔斯《正义论》可能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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