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人车第一案”与硅谷对“叛逆”的宽容 ——科技创新究竟需要怎样的生态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03-28 03:36:30


刚到新的领域工作,原想再过段时间才开始新的写作,但最近的“百度诉王劲案”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困惑。我借这篇文章把问题抛出来,欢迎朋友们提出自己的观点,一起探讨。春节期间读了吴军老师的《硅谷之谜》,书中谈到硅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叛逆”的宽容。困惑就来自于此。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思考(这里是指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某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某个特定企业角度),科技创新究竟需要怎样的生态环境?应该严苛还是应该包容?

——还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思考,“忠诚”与“背叛”,哪一个更值得鼓励?

——正在努力站上科技创新浪潮之巅的前海,究竟应该把握怎样的尺度、营造怎样的环境?

 

01

百度诉王劲——中国无人车第一案

该案的情况网上的信息有很多,大家可自行搜索了解。我在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2017年12月22日,百度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将王劲及景驰科技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有媒体称该案为“中国无人车第一案”。

2018年2月26日,景驰科技确认王劲从公司离职。

3月5日,百度对外宣布景驰科技正式加入百度Apollo开放平台,成为Apollo合作伙伴。百度同时表示,随着景驰加入Apollo,百度已发起对景驰撤诉,但没有对王劲撤诉。

3月8日,王劲首次对外发声,称确实已离开景驰,但离开的原因并非百度公司发起的诉讼。王劲同时表示,百度的指控与事实严重不符,自己将积极应对。

PS:

1、王劲曾任百度高级副总裁、自动驾驶事业部总经理。

2、2017年3月,百度自动驾驶部门组织架构和人事调整,王劲离职创业,成立“景驰科技”,主攻无人驾驶解决方案。

3、景驰快速完成天使和Pre-A轮融资,公司人才济济(有几位专家是来自百度),发展极为迅速。用现任CEO韩旭的话说,是“赢在起跑线上”。

4、Apollo是百度向汽车行业和自动驾驶领域企业提供的开放平台,2017年4月正式发布。平台一是开放代码,支持其他企业参与开发;二是开放能力,通过API赋能其他车企,帮助他们掌握自动驾驶能力。一汽、奇瑞、长安、比亚迪、蔚来汽车、车和家、威马汽车、智行者等都已成为Apollo的合作伙伴。

 

02

硅谷往事

硅谷的故事大家可能没那么熟悉,我稍微多讲一点。很多内容都是摘自吴军老师的《硅谷之谜》一书(做了删减并加上了一些自己的评价,建议对科技创新感兴趣的朋友精读此书。另外,吴军老师的在“得到”的课程也一并推荐)。

(一)大家津津乐道的硅谷,他究竟是什么?

硅谷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是对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另一个称谓。这个地区在上世纪中期以后曾有过很多半导体公司,而半导体的主要材料是硅,硅谷因此而得名。

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过后,加州的发展逐渐停滞。20世纪开始,新兴的军事、航空、电子工业在加州慢慢起步,但整体水平并不高(20世纪中叶以前,加州只有电影业发展最快)。从50年代开始,有三件事给加州的旧金山湾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并成就了后来的硅谷:一是IBM于1952年再旧金山湾区设立实验室(IBM是美国东部纽约州的企业,当时已是美国的计算机业的巨头),为湾区带来了很多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二是斯坦福大学以长期出租土地的方式建立了全美国第一个科技园,为柯达、通用电气、惠普、肖克利晶体管等公司在湾区落户创造了条件;第三个就是发生了一个“怪才”和一群“叛徒”的故事。我会在后面简述这个故事。

今天的硅谷在全球大名鼎鼎,但已经与“硅”关系不大了。硅谷的名气来自上世纪中期以来诞生于这个湾区的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科技企业,以及这些企业所引领的一个又一个科技创新的全球浪潮。仙童、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太阳、思科、雅虎、谷歌、Facebook、基因泰克、特斯拉、Instagram、WhatsApp、YouTube、Twitter、Snapchat等等,这些从半导体工业时代到互联网信息时代再到今天的伟大公司无不诞生于此(PS:所列的不都是与计算机和互联网、DT有关的公司,基因泰克是生物医药公司,特斯拉不用说了)。

除了这些大名鼎鼎的、引领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科技公司,硅谷还有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等孕育出很多科技与医药公司的顶级学府,有凯鹏华盈(KPCB)、红杉资本等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开枝散叶的顶级风险投资公司,以及洛克、克莱纳、帕金斯、瓦伦丁、杜尔、莫里茨等顶级的投资大师。此外,硅谷还有良好的气候(地中海式气候)、多元的文化(挑战权威的勇气、对平庸的鄙视、对工程师的尊崇、对叛逆与失败的宽容)等等。当我们聊起硅谷的时候,应该对上述这些有所了解;当我们聊起这些公司、人物和文化的时候,也需要知道他们都来自硅谷。

吴军老师还纠正了一些普遍的、有代表性的、错误的认识。比如“车库文化”、“政府扶持”、“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等,硅谷的成功,与这些因素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


(二)“叛逆”成就硅谷

我们着重来聊聊与“叛逆”有关的故事。

1、肖克利与“八叛徒”

前面提到成就今天硅谷的重要事件之一是一个“怪才”和一群“叛徒”的故事。这个“怪才”是晶体管的发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肖克利,他于1956年离开贝尔实验室回到加州,在旧金山湾区创立公司。肖克利凭自己的名气和威望,从全国各地招揽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进入公司,但由于他的傲慢专横、压制下级等原因,有八个年轻人于1957年提出辞职。肖克利当时大怒,称他们为“八叛徒”,因为这些人中有7个人都是在他的教导下才掌握了晶体管技术,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是欺师灭祖。

肖克利与这八个人一起创造了“八叛徒”这个词。有趣的是,此后“叛徒”这个词在硅谷的文化中反而成了褒义词——它代表着一种叛逆传统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不仅缔造了硅谷的传奇,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硅谷人不断挑战传统,勇于开拓未来。

2、仙童公司的叛逆传奇

在从肖克利的公司“叛逃”之前,八叛徒中的克莱纳(前面我们提到过他,克莱纳后来与帕金斯创办了凯鹏华盈风投公司)联系上了洛克(前面也提到过,硅谷的“风投之父”,但当时洛克还在美国东部),洛克找到了IBM的大股东菲尔柴尔德家族(Fairchild,中文的意思就是“仙童”)出资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并帮助仙童拿到IBM的晶体管订单,公司得以迅速成功。

但是,在仙童成立的数年间,包括“八叛徒”在内的公司骨干们或跳槽或辞职创业,湾区的半导体公司也由此越来越多。随着“八叛徒”中的诺伊斯和摩尔的最后离开,仙童逐渐衰落。(PS:肖克利的公司在仙童成立后不久就卖掉了,肖老兄则到斯坦福当教授去了。)

仙童是一家处在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更替阶段的公司,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好创始人与核心成员的股权问题,也没有处理好企业所有权与实际控制权的问题。比如菲尔柴尔德家族就对仙童过度干涉,委派的职业经理人不懂行业也不关心公司长远发展,与诺伊斯等人想法和观念分歧很大。

诺伊斯和摩尔离开仙童时带走了一个叫做安迪格鲁夫的小伙子,他们在洛克(对,又是洛克,其实这位老兄还帮助了很多其他的“叛徒”成功创业)的支持下创办了一家叫做英特尔的公司。这个不断用“灯,等灯等灯”的声音提醒所有人的公司,与微软一起打造了全球PC时代的WinTel体系(微软的Windows软件+Intel的芯片硬件),让整个IT行业都围绕这两家公司来转。(PS:微软总部不在硅谷,他和亚马逊的总部都在西雅图。)

仙童公司没有长大,但是它派生出了很多很多的公司。1969年硅谷的半导体峰会上,400多名参会者里只有24名不是仙童的前雇员。在这一时期,全世界半导体公司的巨头们九成以上都曾先后任职于仙童公司,这种现象史无前例,至今还没有第二家公司能像仙童这样,对一个巨型产业有如此广大深远的影响力。(仙童的“叛徒”们不都在半导体行业,比如克莱纳创办了凯鹏华盈,瓦伦丁创办了红杉资本等等。)

今天,已经很难数得清从仙童生出的子子孙孙究竟有多少,但截至2013年底,在可知的92家子孙公司里上市公司就有30多家。

从“八叛徒”离开肖克利半导体公司成立仙童公司,再到这八个人(与他们的同事和下属)离开仙童,创造出整个半导体产业,无不显示出叛逆的特性。叛逆或叛徒,在硅谷并非贬义词,因为没有叛逆,就没有硅谷的半导体产业和后来新的产业,当然就没有硅谷的崛起。


(三)共同的“阴谋”

美国早期的科技中心是在东部,那里曾诞生GE、AT&T和IBM等伟大公司,也有哈佛、MIT这样的顶级学府。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那里没有再诞生什么新的跨国公司。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虽有微软、亚马逊、波音三大巨头坐镇,但后起之秀同样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东部地区和西雅图都缺乏硅谷的叛逆精神,也缺乏对叛逆的宽容。

美国各州都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各个科技公司也都会与员工签署竞业禁止协议。这样的法律和协议可以限制叛逆,帮助大公司稳定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也阻碍了行业中新的强大竞争对手的产生,阻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变革和颠覆性新行业的诞生。

我们来看看硅谷是怎么干的。


1、企业与学校对叛逆的“纵容”

“车库创业”(贫困的年轻人在车库创业并取得成功)其实是硅谷的谎言(乔布斯自己也曾表示“车库创业”过于夸张了)。在硅谷成功创办公司真正的秘诀是:在原来的公司(和大学)里,孕育新的公司。除了仙童,Google、思科、英特尔、太阳、甲骨文和雅虎等,无一不是在原雇主(或所就读的大学——主要是斯坦福)那里孕育出来的。硅谷的真相是:许许多多伟大的公司不是诞生在车库中,而是诞生在巨人的肩膀上。

为了应对叛逆文化,包括思科在内的很多大公司都允许并支持公司内部创业——公司运用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为自己的员工办公司提供资金,这样可以用较少的资金保证这些新公司将来不会投入到主要竞争对手的怀抱中,公司的身份由此从雇主变成了投资人。

2、风投公司的推波助澜

包括洛克在内的硅谷风险投资家们的信条,就是要不断地从现有的公司中孕育出新的公司。投资家们认为,跑到车库里从头做起的小公司是难以后来居上的,但如果能在现有公司的基础上往前走,那么在其他资源的支持下,新公司就可以依靠更好的技术、更高的研发效率实现超越。所以,投资家们一直明里暗里支持着种种叛逆行为,他们不仅为新公司提供资金,甚至还帮助新公司从前公司挖人。

3、公权力的态度

与美国东部和西雅图所不同,加州的公权力(政府和法院)对种种叛逆行为大开绿灯,几乎到了帮助叛徒作弊的程度(读《硅谷之谜》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比如,虽然在加州也有竞业禁止的规定,但加州同时还规定如果某个人必须使用某一项技能才能生存时,就必须允许他使用。

举个例子来说,约翰是图像处理专家,他被 Google雇用时签署了竞业禁止协议,而且约翰在Google一直从事图像处理方面的工作。后来雅虎公司出高薪挖约翰做同样的事情,约翰本人也愿意跳槽过去。虽然根据竞业禁止协议他不应该去 Google的竞争对手那从事相同或相似的工作,但是只要他能够证明除了做图像处理,他不会做其他的专业工作,那么即便官司打到法庭上,法庭也会判决允许约翰继续利用图像处理的特长养家糊口。当然,正因为知道结果肯定会是这样的, Google自然也就不会与约翰对簿公堂。

当然,员工们在跳槽时还是需要遵守几个原则,否则也会惹上官司。比如在面试以及去新雇主那里工作时,跳槽者不能明确讲述自已过去所做工作的细节,跳槽者在新雇主那里不能继续使用原公司的程序、数据、设计图纸等知识产权。对于后一个原则,如果某个员工到了新公司后把过去的方法重新实现了一遍(比如重新写程序),则又是被允许的。比如Google聘用的某位工程师入职后把自己在前雇主那里写的程序用Google的风格重新写了一遍,那么这些重新写的代码就成为了 Google合法的知识产权。

还有更夸张的——

为了鼓励员工的叛逆行为,加州政府甚至禁止大公司之间私下里达成相互不挖角的君子协议。2011年,加州政府状告苹果、Google、英特尔和 Adobe四家公司,因为发现它们之间很少主动去挖对方的员工。(加州政府的理由是,这四家公司互不挖角,影响到了员工的收入。但其实任何人都知道,苹果和Google等公司给员工的薪酬和期权都高得惊人,绝不存在待遇低的问题。诉讼的根本原因是加州希望这些公司能够释放人才。)经过三年的诉讼,加州地方法庭最终判苹果等四家公司败诉,并且要求它们赔偿3.24亿美元的罚金。这四家公司不服,到法庭提出上诉,但是上诉法庭后裁决的结果是更重的判罚——4.15亿美元。加州政府的做法,无疑使得各个公司都不敢把人才限制在公司之内不让他们跳槽或出去创业。

——宽容叛逆的做法对大公司不利,但是对新公司的诞生和壮大、对整个地区的长期发展却是有利的。


(四)好叛逆与坏叛逆

硅谷对叛逆的宽容是有选择性的——它宽容能够带来技术进步的叛逆,而简单的抄袭则不在被宽容之列。吴军老师把第一种叛逆称为N+1型的叛逆,也就是说会在原来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与之相对的,如果某个公司的技术骨干或掌握一定市场资源的销售人员叛逃后只是简单重复原公司的业务,然后通过价格战与原公司进行低层次竞争,则称之为N-1型叛逆。这样的N-1叛逆,除了降低整个行业的利润,对技术进步和地区的产业升级,没什么帮助。

得到硅谷认可的,是N+1型的叛逆。

 

03

前海怎么做

说说我们前海。前海是个神奇的地方。

来看下2017年的统计数据:片区注册企业实现增加值2030亿元(每平方公里超100亿元),同比增长43.4%;实现税收收入345亿元,同比增长28.2%;实际利用外资44.5亿美元,同比增长16.9%;截至2017年底,片区累计注册企业16.49万家,开业运营6.68万家;2017年世界500强新增设立企业60家、总量达到323家;内地上市公司新增投资设立企业71家,总量达到625家;纳税千万企业总数达到549家。


前海正在努力实现“金融+科技+自贸”的产业与空间布局。为科技创新创造条件、提供支持、做好服务,形成“国际化、特色化、高端化的科技创新竞争新优势”和“体系完善、特色鲜明的科技创新‘前海模式’”,“充分释放科技创新主体活力,创造科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优越环境”(摘自《前海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0)》),是前海工作的重心。


在知识产权生态系统建设方面,2017年8月,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前海揭牌;1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知识产权法庭正式进驻前海;此外,深圳国际仲裁院立足前海建立了高科技和知识产权仲裁中心,前海公证处成立了“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各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机构、知识产权专业律师事务所和其他知识产权高端服务机构也齐聚前海,初步打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创造、管理、服务全链条。


前海的发展情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搜索,相关的信息很多。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思考,科技创新究竟需要怎样的生态环境?应该严苛还是应该包容?“忠诚”与“背叛”,哪一个更值得鼓励?

——正在努力站上科技创新浪潮之巅的前海,究竟应该把握怎样的尺度、营造怎样的环境?

写这篇文章,和大家聊“中国无人车第一案”和硅谷的叛逆故事,就是想听听朋友们对问题的意见和想法。


我现在没有答案,只谈几点个人观点:

1、凯文凯利的《失控》中谈到,从人类文明进化情况来看,中心化的组织在过去人类历史上相当厉害,因为他在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效率很高:一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二是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系统里,三是去实现一个目标单一的任务。如果三个条件有任何一个变动了,中心化系统就玩不转了,甚至会崩溃掉。而在今天这样庞大、复杂的人类文明生态里,唯有“失控”、去中心化才能产生多样性,有足够的多样性文明才能继续进化。某个中心的边缘地带,才更精彩、更容易产生创新,从而成为新的中心。我支持他的观点,人类文明如此,科技创新同样如此。


2、王煜全和薛兆丰两位老师的《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中提出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中作用已越来越大,最先进的生产力已经不是跨国企业而是高科技小公司,我们要积极拥抱这些高科技小公司,和它们一起成长。我支持他们的观点。


3、对于吴军老师所定义的硅谷N+1型的叛逆,我也认为是好叛逆。


4、此文中并没有就从业者的“忠诚”与“背叛”问题展开。我的观点是:忠诚于事业与梦想并勇于追求的是“好忠诚”,而只忠诚于现有的“饭碗”的,不评价也罢。




我的微信号:zhangwanxing


欢迎朋友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我们一起交流探讨。如果有前海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方面的问题和建议,也欢迎提给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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