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理论中四处游荡的巴赫金幽灵

马美研究 2018-08-09 10:13:23

原文刊载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卷第1期。作者曾军,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文化理论与批评。


       作者 曾军教授


一、无处不在却难以定位:问题意识的形成


1. 难以定位的巴赫金形象


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巴赫金都面临着一个不断变化、难以类归、争讼不断的命运。一方面,我们看到巴赫金终其一生都在坚持其伦理哲学的思考向度,矢志不渝地在人与人际关系的框架下思考语言、文学和人文科学的问题;另一方面,他的绝大多数成果均以未完成的书稿形式存在(即使是1929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也在60年代被部分重写)。在《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曾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勾画了一个宏伟蓝图:他要将“行为哲学”(以行为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作为第一哲学来克服现代哲学的危机,并确立了以“作为行为的审美活动”为对象的“艺术创作伦理学”、以作为行为的政治活动为对象的政治伦理学和以作为行为的宗教活动为对象的宗教伦理学作为行为哲学的三大研究领域。但是,由于逮捕流放、思想禁锢和生活所迫,巴赫金无法实现自己的宏愿,只是在艺术创作伦理学方面有所推进,这也就是为什么巴赫金会被视为文学理论家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仅仅因此而将其视为一个从事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的专家的话,那么,巴赫金本人是断然不会接受的。在接受杜瓦金的访谈提问“你更多的是哲学家还是语文学家?”这个问题时,巴赫金斩钉截铁地说,“更多是哲学家。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我是个哲学家,是个思想家。”晚年的巴赫金一再站在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高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如其在《论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中认为“人文科学的对象,是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这个存在任何时候都不等同于自己,所以它的内涵和意义是不可穷尽的。”在《文本问题》中,他认为“人文思想的诞生,总是作为关于他人思想、他人意志、他人表态、他人话语、他人符号的思想。”并在《人文科学方法论》中将“对话”、“理解”视为方法论的核心,等等。还有他从文化史的角度所展开的对文学研究的思考,“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不应该把文学同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这些见解显然是针对将文学与政治、经济直接对接的庸俗社会学的主张而言的。正是这种超越文学研究(或者说超越狭窄的学术分科)的立场表达,使得我们无法只用一种方式、从一个角度来为巴赫金画像。如果说有比较贴切的巴赫金形象描述的话,截至目前,它是由中国的巴赫金研究专家同时也是文艺理论家的钱中文所勾画的:


在我看来,巴赫金是难以定位的,他的理论相当复杂,也存在被夸大了的、庸俗化的地方。巴赫金就是巴赫金,他是那种在20世纪不拉帮结派、不标榜主义、在残酷的逆境中默默耕耘的学者。他汲取本世纪人文科学甚至科学思想中的有用成分,把握了当今的前沿性问题进行了新的综合、新的创造,形成了他的大家风范,成了一位预言着20世纪后半期新理论开拓的人文科学家。他既反对理论的静止与停滞,要求创新与开拓,又与虚无无缘,具有追求价值、进行对话、建设理论、深化理论的品格。他为今天困境中的学者,或者已钻入牛角尖、走入死胡同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想这就是他备受东西方学者尊敬的原因了。


尽管后世学者不断地尝试分别从不同角度、同时用多个角度来定位巴赫金,甚至还有学者提出要“让巴赫金给巴赫金定位”,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最终完成对巴赫金的“盖棺定论”。也许,始终让巴赫金保持这种难以定位、多种面向的状态,正是我们对待巴赫金的最好方式。


2.无处不在的巴赫金幽灵


如果说,难以定位是巴赫金留给后人的最大谜团的话,那么,巴赫金影响的无处不在则是其最鲜明的学术后果。


随着俄罗斯和西方学界对巴赫金的“三次发现”,巴赫金一批批尘封已久的手稿重见天日,其著述也在不断的修订再版中传播到世界各地。巴赫金的第一次被发现大概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俄国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的青年研究人员柯日诺夫在四处打听之后,终于找到巴赫金的行踪,并与另外两位青年学者鲍恰罗夫和加契夫一起在1961年6月第一次拜访了当时已年届65岁的巴赫金。第一次被发现的成果就是在几位青年学者的催促下,巴赫金重新修订的其早期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分别于1963年和1965年正式问世。巴赫金的第二次被发现的时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巴赫金的文论引起了法国结构主义的注意,除了已有的著作被翻译成法文之外,更多的旧作和新作不断得到发表。这一时期巴赫金主要的学术影响集中在与法国结构主义的对话上,并最终促成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型;同时,巴赫金小组时期的一些著作也引起了西方文化理论学者的注意,《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等著作相继被译成英文,开启了巴赫金参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历程。到了20世纪80年代,巴赫金更多的著作被整理出版,巴赫金研究正式成为专题性的研究领域,其学术影响也逐步扩大。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巴赫金研究走向深入,1984年,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合著的《米·巴赫金》成为英语世界最全面介绍巴赫金的传记;一度出现了好几种专门研究巴赫金的学术期刊,各类巴赫金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在世界各地召开,标志着“巴赫金学”的形成。二是巴赫金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学术领域所借鉴,巴赫金思想渗透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各个学术领域和理论思潮对巴赫金思想的征用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巴赫金工业”(The Bakhtin industry)。


经过“三次发现”,巴赫金的理论遂成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财富之一被人津津乐道——人们不仅惊异于其文论话语的独特、思维方式的怪异,更惊喜地发现无论是哪家哪派的思想(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读者反应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几乎都可从他那里找到思想的共鸣点。尽管巴赫金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专家而被发现的,但巴赫金本人的研究领域并不限于文学。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研究的专家;因其提出复调小说、狂欢化理论、时空体理论,研究了长篇小说和史诗问题,巴赫金也获得了小说理论家的称号;巴赫金建构了审美活动、审美交往理论,提出了社会学诗学、历史体裁诗学等重要理论,成为当之无愧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他还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其“超语言学”被认为是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有效质疑,同时也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成功建构,巴赫金也因此成为一个社会符号学家;在《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中,巴赫金挖掘出了民间诙谐文化之于文学创作的深厚土壤,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热议的话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巴赫金自恃为“哲学家”,尤其是他要将行为哲学作为第一哲学来建构,哲学家、伦理学家也是巴赫金乐意接受的一种称谓。巴赫金从事学术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性才是其同时被多个学科、不同思潮,甚至立场对立的学者都能接受并汲取资源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当巴赫金开始产生与日俱增的学术影响的时候,其多维度的可接受性决定了其跨学科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同一理论思想同时为多学科多研究领域共同接受和发生影响,这是巴赫金影响无所不在的重要原因。以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例,这本书的影响同时在多个层面上发酵,并都成为无可替代的理论高峰。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研究。他是文学批评史中最为经典的作家,历代研究者辈出,可谓高手云集。但是,“巴赫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天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者。他成功地顶住了一切针对他的主要批评,因为这些批评对他著作的理解不够全面,再者,尽管他的解读存在问题,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中心问题的表达却无人能比。虽然,前巴赫金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的解读仍然在大量出现,但毫无疑问,巴赫金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按库恩的说法),而此范式迫使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家们,不得不依照他的著作对先前出现的一切东西进行重新评价。参照巴赫金现在似乎成为一种必须,甚至在理解颇为单薄的地方也不例外。”因此,巴赫金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强大影响力,已使他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坐标,“他的模式是那么的强大有力,以至于,在我们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替代物之前,还不应该将它抛弃。”这也正是马尔库姆·V.琼斯要将自己的专著取名为《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解读》的重要原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创造性地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尽管这在后世学者的研究中产生了极大的争议——有的毫无保留地把它等同于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命名为“复调”的观点,并对之进行更细致的论证;有的则对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绝对平等的地位保持怀疑,并坚持用正统的现实主义观念回应巴赫金。巴赫金将“复调小说”的根本特点界定为“永无休止的对话”,这一对话超出了此前小说理论中的“对白”范围,不仅包含狭义的人物之间的对白,还包括人物内心的潜对话(自己对自己说话);不仅包括“微型对话”,而且还指涉“大型对话”,真正的复调小说是“全面对话”的小说。这种对话观念被上升为“对话主义”,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理论主张。在巴赫金的研究专著中,“对话”成为最重要的关键词,如Michael Holquist的《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ld》(Routledge, 2002)、Joan Kelly Hall, GerganaVitanova, LudmilaMarchenkova的《Dialogue With Bakhtin on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New Perspectives》(L. Erlbaum, 2005)、Rachel Pollard的《 Dialogue and Desire: Mikhail Bakhtin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in Psychotherapy》(Karnac Books LTS,2008)、Dale M. Bauer 的《Feminism, Bakhtin, and the Dialogic》(State Uin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Morson Gary S的《Bakhtin: Essays & Dialogues 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Jacob Blevins的《Dialogism and Lyric Self-Fashioning: Bakhtin and the Voices of a Genre》(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2008)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对话”已经被运用于第二外语的学习研究、精神分析学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抒情诗研究等等领域。


布赖恩·麦克黑尔在讨论叙事理论史的叙述难题时,发现“有一个幽灵缠绕着叙事理论,至少是缠绕着戴维·赫尔曼和莫妮卡·弗卢德尼克讲述的叙事理论史。这幽灵不是别人,正是米哈伊尔·巴赫金。”为什么呢?一方面,巴赫金“无疑是20世纪后期影响最广的叙事理论家,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即便对叙事理论一无所知,对这个人也能说出一二。”但是另一方面,“在赫尔曼和弗卢德尼克讲述的叙事历史中,竟然难觅巴赫金的踪影”。因此,麦克黑尔提出一个疑问:“一个人人喜欢的叙事理论家怎么能从历史中消失,尤其是从叙事史中消失呢?”这一疑问其实并不局限在叙事理论史叙述中,而且在整个文学理论发展史中,都面临着这一既无处不在,又难以定位的难题。



3.肆意滥用的巴赫金资源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巴赫金的学术影响与其学术生涯存在着二十年的时差。这使得巴赫金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思潮间存在巨大的时空障碍:当巴赫金细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俄国形式主义为“最好的对手”、批判弗洛伊德主义、搜罗中世纪民间文化的研究资料时,他的想法无法获得对方的回应;而当巴赫金被奉为俄罗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著述来不及等他完全修订就被信奉者抢去出版,以及随他的关于“复调”、“狂欢”、“时空体”、“对话”等理论被各种文学理论思潮、流派和学者引为知己的时候,巴赫金却早已离开人世,再也无法回应他们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巴赫金的学术声望日隆之际,正是“后巴赫金时代”形成之时。


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后—”语境中进行的。凯瑞尔·爱默生以巴赫金自己的学术思想为中心将其在西方的传播分为三个阶段:以拉伯雷研究和狂欢化理论为先导,随即扩散至对话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最后进入对早期哲学论文的研究。但如以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思潮为中心,巴赫金的影响则应肇始于身兼俄国形式主义成员和布拉格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雅各布森1956年回到莫斯科参加国际斯拉夫语言学大会时对巴赫金的赞扬。1966年,克里斯蒂娃应罗兰·巴特之邀向法国知识界介绍了巴赫金,并促成了巴特的“符号学历程”发展到第三阶段,克里斯蒂娃也进而建立起互文性理论,他们一起推动了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与此同时,在托多洛夫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巴赫金正式进入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视域,形成巴赫金同时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接纳的学术景观。1977年,雷蒙·威廉斯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将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视为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并与斯图亚特·霍尔组织的“语言和意识形态小组”一起,影响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范式的选择。20世纪80年代,巴赫金具有双重性的狂欢化理论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中获得肯定性意义,并在伊哈布·哈桑那里被确定为“后现代风格”,成为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代名词(约翰·多克)。此外,韦恩·布斯在80年代初期惊呼“巴赫金唤醒了我”,并实现了从小说修辞学向小说伦理学的转向;费斯克将狂欢化改造成大众文化的抵抗策略;女性主义受到对话主义的启发,开始寻求“性别对话”,从而调整了此前基于二元对立的反抗、反叛性的学术姿态,这些都在不同层面上丰富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


这一“后—”,不仅暗示了一种理论思想的延续,同时也表明一种真正的对话性的断裂。继巴赫金之后,俄罗斯在近30年时间里鲜有堪与之匹敌的大师级人物产生;对巴赫金文献的清理和学习使得“巴赫金学”诞生,但“复调”、“狂欢”、“语言哲学”纷纷成为高深的学问进而消磨了批判现实的斗志;面对市场化进程中大众文化的兴起,俄罗斯学界也似乎没有能力接续巴赫金专注民间文化的理论勇气。在西方,巴赫金的身影尽管不断地闪现于各种理论思潮话语之中,甚至作为一座丰碑改写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史,但西方学者对巴赫金似乎更愿意采取“六经注我”式为我所用的态度(这正好与俄罗斯学界尊巴赫金为神明的“我注六经”式的研究心态相反),理论文化背景的简单置换、话语内涵外延的随意伸缩以及来自立场迥异的文化思潮的阐释改写都使得巴赫金的思想及其形象在西方文化理论中变得花花绿绿以至模糊不清了。对此,俄罗斯学者迈肯林也认为,巴赫金思想的广泛传播已经造成了对其思想根基的篡改和整体上的误读,巴赫金在西方的接受史就是巴赫金被纳入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反形而上学的历史。


的确,这正是巴赫金对当代学术(包括文学理论)发生影响的奇特现象:一方面,巴赫金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甚至达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但另一方面,这种影响的性质我们却很难准确评估。有的真心诚意以巴赫金为师,认为其字字珠玑,有的则是灵光乍现,偶尔产生了联想;有的从巴赫金那里悟到了绝学精义,遂成为具有绝世武功的顶尖高手,有的则是道听途说,虽只学到了点儿花拳绣腿的皮毛功夫,但也敢于招摇撞骗、四处忽悠;有的本已形成自己的学术创见,只是将巴赫金引为同道,使之成为自己的佐证材料,有的则是在攻坚克难中受到巴赫金的重大启发,从而引发对某些学术思潮的超越和解构。


更为重要的是,巴赫金的思想被彼此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文论思潮流派接受和引申,进而增加了我们评价的难度。如巴赫金的对话、复调既被结构主义纳入“后形式主义”的范畴,又被引申为“互文性”而成为后结构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赫金的“审美交往”、“多重音性”、“杂语/众声喧哗”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争相谈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而“狂欢”、“身体”、“戏谑”又成为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研究必备的理论资源;即使是同一理论思潮,对待巴赫金的思想也会出现两种相反评价的并存:如在女性主义那里,一方面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成为8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批评家具有共识性的学术立场,“狂欢化的身体”也成为女性主义进行女性写作、身体写作研究的常用术语,但是另一方面,巴赫金思想中对性别问题的忽视又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反面教材。


“后学”们常将布鲁姆“阅读总是一种误读”作为肆意滥用前人学术资源的挡箭牌,但是同为“误读”理论倡导者的艾柯却深为反感“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提法,坚称“我从没说过这句话”。虽然误读的确必不可免,但总归有“正读”的存在,而且“正读”才是学术研究从跟着说到接着说再到对着说的“正途”。因此,在清理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尤其是触及后现代主义对巴赫金理论的滥用时,我们不能因其对当代文化批评发生了巨大影响而欢欣鼓舞,而应该以更加理性的态度保持适度警惕。



二、巴赫金对西方文论影响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面对如此庞大的研究对象,我们该如何选择最有价值的研究方法?


1.对象聚焦:“巴赫金研究”还是“巴赫金影响”?


毫无疑问,最不可取的做法是将这些庞大的专著和论文(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论文)一网打尽、一一罗列。我们首要的工作就是仔细鉴别、聚焦最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有一个区分是必须的,即辨析“巴赫金研究”和“巴赫金影响”。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因此,我们遴选研究对象的标准必须坚持以下几条:


第一,研究对象必须是与西方文学理论相关的。如前所述,巴赫金的影响除了文学研究影响之外,还在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社会学,甚至教育学等许多领域都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后者显然是我们首先需要排除的对象,如Jacob Blevins的《Dialogism and Lyric Self-Fashioning: Bakhtin and the Voices of a Genre》(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2008)就是一个在语言、教育领域运用巴赫金话语理论和对话主义思想的重要著作,但这并非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对象。其次,在文学研究领域中,还有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等不同的研究方向,马尔库姆·V.琼斯的《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解读》就是一本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的著作,而戴维·洛奇的《巴赫金之后》则是一本运用巴赫金的理论解读现代小说的论文集,这两本书尽管都是文学研究,但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尽管我们可以也将之纳入关注对象,但并不作为重点。


第二,研究对象必须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者。因为即使是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巴赫金的影响也是有程度不同的表现的。有的是以解读巴赫金作为毕生学术兴趣的巴赫金研究专家,但他自己对文学理论发展的贡献却不大。如现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爱默生(Caryl Emerson)教授,是将巴赫金引入美国学界的重要译介者,她编辑翻译的巴赫金的著作就有三种:Critical Essays on Mikhail Bakhtin(Prentiss-Hall, 1999)、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 M. Bakhtin (with Michael Holquis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她自己还有一本巴赫金的研究专著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发表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也有10多篇。那么,爱默生能否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呢?其主要的贡献在于译介,但是她本人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则相对较少,或者说,她更多是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并没有扮演引领文学理论思潮,开辟思想风气之先的角色。因此,尽管巴赫金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爱默生发生了影响,但对于爱默生来说,她并没有将之转化成自己对文学理论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观点;而只是成为一个“二传手”,承担起译介传播巴赫金理论的中介者角色。有的虽然一生并非始终将巴赫金作为唯一或主要的研究对象,甚至只是在其某个学术发展阶段上接受了巴赫金,但因其对文学理论发展的敏锐,意识到巴赫金理论之于现时代文学理论发展的独特价值,将之引入对当代文学理论重大问题的论争。这种学者首先是一位文学理论的大师,其次才是巴赫金的接受者。


那么,在巴赫金研究专家和文学理论大师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巴赫金研究专家和受到巴赫金影响的文学理论大师分别在不同层面上推进着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巴赫金研究专家致力于完成巴赫金思想的知识化进程,并在学术史意义上重新将巴赫金问题化。文学理论大师并不以知识化的掌握和传播巴赫金思想为要务,而是在整体上推进西方文学理论思潮的演变中,借助巴赫金的思想资源。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正是巴赫金如何通过这些理论家(如克里斯蒂娃、托多洛夫、雷蒙·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等等,尽管他们许多并非巴赫金研究专家)参与西方文学理论的论争与建构。


第三,在研究对象上,我们还需要确立两类接受者,一类是“接受者个体”,一类是“接受者群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开篇即对“思潮”作了定义,认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有大师,仅一人而可成高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大师,众人聚而可成江河,自古后浪推前浪;当然,还有大师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社团、流派。这是学术发展史上最常见的几种基本状态。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将这几种不同的情况都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并进行接受影响模式的探讨。如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风云激荡的时代,克里斯蒂娃借巴赫金之力推动了后结构主义的进程,而托多洛夫则在长达十年时间里仍对巴赫金进行结构主义诗学的解读,而一旦要摆脱结构主义的束缚,托多洛夫并非顺理成章地倒向后结构主义,而是借助巴赫金的对话主义,重新召唤已被解构掉的启蒙精神和人文主义传统。在英国新左派传统影响之下,将巴赫金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议题是最佳选择;而在美国自由主义的鼓捣下,巴赫金被一批“后学”理论家改造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明星”。再比如女性主义者与巴赫金的关系。在女性主义发展第二阶段中的一批呼风唤雨的学者出人意料地在80年代之后对巴赫金保持了某种沉默(如克里斯蒂娃在从符号学家向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者转向之后,在其女性主义著作中很少提及巴赫金),相反被一批后学,如丽莎·格斯巴罗妮(Lisa Gasbarrone)、玛丽·罗素(Mary Russo)、伊丽莎白·巴特勒·卡林福德(Elizabeth Butle Cullingford)、帕特里克·D.摩菲(Patrick D. Murphy)奉为精神导师,并推开了“女性主义对话”的大门。


2.方法选择:影响研究如何处理平行比较问题?


此外,在巴赫金研究中,将巴赫金与西方重要理论家和思想家进行对比是最常见的“平行比较”的研究范式,如伊格尔顿将巴赫金与本雅明做的精彩对比,此外还有大量类似的论文,涉及与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等人的比较,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的比较。仅举一例,由米歇尔·E.伽德纳(Michael E. Gardiner)主编的四卷本《米哈伊尔·巴赫金:智慧大师的现代社会思想》(Mikhail Bakhtin: Sage Master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2003)精选了二十多年来西方理论界比较重要的巴赫金研究论文,其中就有大量以平行比较为研究方法的文章,如Nina Perlina的Mikhail Bakhtin and Martin Buber: Problems of Dialogic Imagination,Brian Poole 的 Bakhtin and Cassirer: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Bakhtin’s Carnival Messianism,Galin Tihanov的Culture, Form,Life: The Early Lukacs and the Early Bakhtin, Michael Bernard-Donals的Mikhail Bakhti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Charles Lock的Carnival and Incarnation: Bakhtin and Orthodox Theology,Caryl Emerson的The Outer Word and Inner Speech: Bakhtin, Vygotsky, and the Internalization of Language,Clive Thomson的Mikhail Bakhtin and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Feminist Theory,Barry Rutland的Bakhtinian Categories and the Discourse of Postmodernism,Allon White的Bakhtin, Sociolinguistics and Deconstruction,Robert Stem的Mikhail Bakhtin and Left Cultural Critique,Barry Sandywell 的Memories of Nature in Bakhtin and Benjamin,Dragan Kujundzic的Laughter as Otherness in Bakhtin and Derrida,Jeffrey T. Nealon的The Ethics of Dialogue: Bakhtin and Levinas,Mikita Hoy的Bakhtin and Popular Culture,等等。


那么,影响研究如何处理这些平行比较的议题呢?有一个基本原则可以确定,以影响研究为基础,适当借鉴比较研究的方法。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影响研究的基础是“事实联系”,也就是说,如果比较对象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的事实,彼此之间存在着借鉴、对话、争论等学术上的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之确定为影响研究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对所进行的影响研究的对象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借鉴平行比较对“可比性”的重视,强化两者之间的思想异同的比较。举例来说,为什么我们能够确定将克里斯蒂娃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其“事实联系”是,克里斯蒂娃在60年代介绍了巴赫金,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互文性理论,这是我们进行影响研究的基础。但是,巴赫金的复调、对话思想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并不是一回事,前者重视的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性关系,而后者看重的是文本与文本间的参照或模仿。这一“主体间”和“文本间”的差异,是必须引入平行比较的“可比性”方法之后,将两个对象进行异同比较之后才能分析出来的。再比如托多洛夫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作为体裁历史诗学来看待,并对巴赫金的“作者与主人公”平等对话的观点持保留态度,这也只有当我们建立了巴赫金—俄国形式主义-托多洛夫三者之间的学术关联之后,才能看清托多洛夫的学术选择意味着什么。


处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关系,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影响与被影响、接受与被接受之间在“事实联系”方面的复杂性。比如韦恩·布斯与巴赫金的关系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巴赫金影响韦恩·布斯的关系。当韦恩·布斯在20世纪60年代写出他的《小说修辞学》的时候,巴赫金还没有被引入西方学术界,也就是说,韦恩·布斯当时并未受到巴赫金的影响;但是到了80年代之后,韦恩·布斯发现了巴赫金,并认识到巴赫金早在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小说修辞学所提出的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的探讨,因此,韦恩·布斯与巴赫金在“小说修辞学”的层面上,彼此之间并未形成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是“不约而同”的发现之旅。但是,进入80年代之后,巴赫金对韦恩·布斯的影响开始显现,并促成了韦恩·布斯向小说伦理学的转向;巴赫金和韦恩·布斯对小说修辞和叙事伦理问题的研究共同受到了叙事伦理学研究者们的重视,从华莱士·马丁到詹姆斯·费伦再到亚当·扎西卡·牛顿,在其著作中都出现了将巴赫金和韦恩·布斯双双并举,共同针对同一主题展开论述的现象,这显示出一种“共同影响”的全新的接受/影响模式的形成。


3.多元网络:重建影响与接受的思想地图


对于20世纪后半个世纪直到现在以来的超过半个世纪的文学理论发展史来说,巴赫金就如同耸立在浮华巴黎中的埃菲尔铁塔一样——从建成的那一刻起,它就那么矗立在那里,你可以站在巴黎的任何一个角落,从任何一个方位,在任何一个时刻,或近或远地,或明或暗地,看到埃菲尔铁塔的存在。即使你不喜欢它,认为它只是钢筋铁骨、毫无美感;甚至你可能会反感它,认为它是现代工业技术所制造出来的一只恐怖怪兽。但这都没有关系,都不可能对埃菲尔铁塔在巴黎的存在构成任何威胁。不过,也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埃菲尔铁塔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定型而从未易容,已经定位而不再移动的话,巴赫金的学术形象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定位则要暧昧许多。既难以定位,又无处不在,正是巴赫金留给学术史研究的最大难题。


正如众多研究者所发现的,巴赫金的学术影响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从对巴赫金的著述倒背如流的研究专家,到对“复调”、“狂欢”道听途说的贩夫走卒,巴赫金的影响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达到了绝无仅有的规模和程度,在《巴赫金之后》中,戴维·洛奇曾感叹道:“如果说1960年代是结构主义的十年,1970年代是解构主义的十年的话,那么,1980年代已经被巴赫金著作的发现和散播所主导了。”说这句话时,戴维·洛奇正处在迈进90年代的起点上。截至目前,近40年来,在英语世界中出版的巴赫金研究专著就已近100种,发表的论文更是难以计数。巴赫金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学术影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巴赫金的著作让后世学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面对“(结构主义)理论”的巨大影响,并卷入后现代大众文化浪潮的学者们惊奇地发现,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深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前苏联,在一个已被学术界和思想家完全淡忘的偏僻小镇,居然生活着一个有着如此开放、包容、多元以至充满激情的思想家。巴赫金那些早已不准备发表的著作里,居然包含着对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预言”。正因为如此,当不同的学术思潮引入巴赫金理论时,这些思潮流派的学者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将巴赫金纳入自己的学术谱系,与本思潮、本学派、本潮流中的理论大师、核心思想进行比对,或使之成为重要的参照性文本(如斯图亚特·霍尔及其“语言和意识形态小组”所做的),或使之成为超越本思潮、本理论局限的灵丹妙药(如克里斯蒂娃、托多洛夫等人所做的)。为了强化某一学术思潮的主题,将巴赫金引为同道——“早在20年代,巴赫金就已发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创造了类似的理论!”——这正是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第二版(与此同时,他正在撰写《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二个英译本的序言)时声称“巴赫金唤醒了我”的用意所在。


那么,我们该如何勾画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地图呢?很显然,单一的接受与被接受、影响与被影响的模式并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作为巴赫金的接受者之一,霍米·巴巴的一个看法毫无疑问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他在接受中国学者生安锋的采访时有过一段精彩的表述。


生安锋问道:“巴巴教授,在您的作品中,您多次提到弗朗茨·法侬、沃尔特·本雅明、雅克·拉康、雅克·德里达、迈克尔·福科、詹姆逊、弗洛伊德、爱德华·赛义德、巴赫金等思想家的理论和著作;在作家中,您似乎对托尼·莫里森、拉什迪、康拉德、福斯特、戈迪默尤其感兴趣。您能否谈谈他们都是怎样影响您的?”


霍米·巴巴回答:“我想你给出了一个对我产生过影响的人的名单,但是要想分析他们每个人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影响不能被看作是给你施加印象的一堆著作,也未必是一种不可阐释的理想的叙述。通常的情况是,当你在思考中遇到问题时,你就去读某个人的著作,因此,影响不是一条思想的河流,却更像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更像是对你自己的或者别人思想的一种调解和干预。所以说,影响更像是网络,而不是整体性的思想传统。”

    

将影响以网络的形式建构,这正是对影响研究的最精彩的比喻。的确,传统的比较诗学研究,往往采取简单的“发送者-媒介(传播者)-接受者”单向度的研究。但是,真正的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的影响因素要复杂得多。


从“发送者”来看,有“在世”和“不在世”之别,有主动影响和被动发现之异。巴赫金的影响史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是身处白银时代激情勃发的青年巴赫金,他以自己深邃的思想深深地影响到了“巴赫金小组”的其他成员;二是他第一次被发现的阶段,这时的巴赫金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饱有学术和思想的活力,因此,他能够改写书稿、接受访谈,主动回应相关的疑问,这正是“主动影响”的状态;三是巴赫金去世之后,一方面是巴赫金的手稿陆续整理出版,其学术影响开始大幅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接受者不再能够直接面对巴赫金,因此解读巴赫金的著作成为巴赫金学术影响的重要渠道。


从“媒介(传播者)”来看,文献整理和翻译介绍的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时期巴赫金思想影响的途径、范围和效果。如60年代属第二次被发现阶段,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等少量著作被整理出版并得到译介,因此,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的介绍只能以这两本书为主;到70年代之后,“巴赫金小组”时期的相关著作陆续出版,巴赫金思想影响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从复调小说、狂欢化理论转移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到70年代末,随着巴赫金的《长篇小说的话语》及早期和晚年的各类著作的整理和发表,巴赫金思想的整体影响才开始出现。可以想象,如果托多洛夫没有着手整理巴赫金全集的工作(尽管没有最终完成),他何以能够写出《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这本如此全面详细介绍巴赫金的著作?


于是,相应地,在不同时代,形成了不同的巴赫金形象,巴赫金被不同的理论以不同的视角予以了解读。如60年代,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为主体的,其复调、对话、狂欢成为理解巴赫金的关键词;这一时期,巴赫金被赋予了与俄国形式主义相联系的“后形式主义”学术形象。到了7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翻译出版,巴赫金小组时期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著作引起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学者的重视,一个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家、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学者、一个社会语言学家的形象确立下来;进入80年代,《长篇小说的话语》受到高度重视,其间的“杂语/众声喧哗”、“对话”、“话语”成为西方学者争相征引的术语,这一时期,一个具有后现代特性的文化理论家、一个注重叙事修辞和小说伦理的小说理论家的形象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提升。


从接受者来说,无论是巴赫金研究专家还是文学理论大师,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思想来源。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巴赫金的接受者,都是在多个思想资源、渠道、来源的影响下完成对巴赫金的接受。巴赫金思想影响的深与浅、思想侧面的异与同,都取决于接受者自身在接受过程中的学术背景、研究环境、时代氛围,甚至偶发因素。从霍米·巴巴的“混杂性”(Hybridity)理论来看,固然有巴赫金复调、狂欢、杂语等思想的影响,霍米·巴巴也毫不讳言地承认了巴赫金思想对其的影响,但是,巴赫金的“杂语/众声喧哗”的思想并不足以解释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的复杂性。事实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分析的“拜物”模式、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播撒”策略以及拉康的主体建构理论也对霍米·巴巴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当我们要讨论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时,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与巴赫金的“杂语/众声喧哗”相对应,而应该在上述多元思想的影响之中来判断巴赫金对霍米·巴巴的影响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尝试以“多元网络”的方式,来重建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地图,力图在多元复杂的接受与影响现状中确立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四、时空转换:巴赫金形象变迁及其影响轨迹


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做完全历史化、全面客观的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几乎是不可穷尽的。我们的研究目标可以确定为两个:1.以西方文学理论大师级学者和重要的文学理论思潮流派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巴赫金是如何对他们形成影响的,他们又是如何接受并创造性地发展巴赫金思想的;2.在此基础上,对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建设性反思,以期形成更加自觉和更加系统的研究范式。


1.巴赫金形象变迁表


关于巴赫金被后世各种理论思潮流派争相接受之后所形成的林林总总的巴赫金形象,布赖恩·麦克黑尔不无忧虑地说,巴赫金“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被接受的过程涉及一系列占用和误用、脱语境化和重新语境化。他从一种体制化语境进入另一种语境,像鬼魂一样在不同范式和学科间穿墙越界,神秘地分裂和繁殖,直到我们现在看到如此之多的巴赫金幽灵:美国自由人本主义的巴赫金(由韦恩·布斯赞助,他为1984年重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写过序)、后结构主义的巴赫金、唯物主义的巴赫金、女性主义的巴赫金、非裔美国批评的巴赫金(‘双重声音’与‘双重意识’相汇合)、后殖民的巴赫金、后苏联的宗教的巴赫金,无疑还有其他许多种巴赫金。”这些巴赫金形象分别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学者笔下被重塑,在不同的文学作品、文化现象的解读中被运用。在这些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则天壤之别的各种巴赫金形象中,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异。为了叙述的简洁起见,笔者仅选取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与文学理论有密切关系的接受和影响现象,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彼此之间的时空关系:



2.对变迁表的补充说明


下面是对本表必须要做的几个说明:


注释1:这两部著作的法译本均于1970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有两个法语译本,其中之一是由克里斯蒂娃作的序。


注释2:罗兰·巴特与巴赫金之间毫无疑问地是以克里斯蒂娃为中介的,尽管黄唏耘已注意到了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对罗兰·巴特的启示,但也明确指出“我们这里所谈及的是通过克里斯特瓦(一般译为克里斯蒂娃——引用者注)的介绍巴特所了解和理解的巴赫金”,“事实上,对巴特产生了直接影响的是克里斯特瓦,而克里斯蒂娃当时对巴赫金思想的介绍已经包含了一个属于她本人的、稍后将被其专门阐发的重要思想,那就是‘文本关联性’思想。”因此,罗兰·巴特对巴赫金的接受并非我们关注的重点。


注释3:在伯明翰学人中,托尼·本尼特对巴赫金的接受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他在70年代主要是从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中注意到巴赫金的,因此,在他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书的第四章“形式主义及其超越”中,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和狂欢化理论都被视为历史诗学来看待,显示了托尼·本尼特受到了托多洛夫结构主义诗学的影响。


注释4:热奈特与巴赫金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在他们中间有两个中介,一个是克里斯蒂娃,一个是托多洛夫。但与巴赫金向法国发生影响的顺序不一致的地方在于,尽管热奈特是将克里斯蒂娃介绍给罗兰·巴特的引荐人,但热奈特本人并没有因此而率先接受克里斯蒂娃所介绍的巴赫金,而是与托多洛夫一起,沿着结构主义诗学、叙述学的道路前行。因此,热奈特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一直集中精力在从事叙述学研究,其中极少涉及到巴赫金,仅仅在《叙事话语》中提到“复调化”一词,而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热奈特突然发生重大的学术转向,开始谈“广义文本”,开始接受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发表《隐迹稿本》。如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中,热奈特在谈及文类划分时,在引述了托多罗夫的看法后,对巴赫金的体裁诗学进行了评述:“至于兹万唐·托多罗夫,他认为三分法滥觞于柏拉图,而定形于狄俄墨得斯:‘从柏拉图到埃弥尔·斯泰格尔,中经歌德和雅各布森,人们一直试图把三种类型看作基本的甚至‘天然的’文学形式……公元4世纪时,狄俄墨得斯系统总结了柏拉图的学说,提出下述定义:抒情作品=只有作者一人讲话的作品;戏剧作品=只有人物讲话的作品;史诗=作者和人物都有权利讲话的作品。’1938年,米哈伊·巴赫金没有如此具体谈及区分内容,但是断言体裁理论‘至今并没有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基础上增加任何实质性的新内容。他的诗学依然是体裁理论不变的基础,尽管有时这一基础深藏不露,以至于我们难识它的真面目’。”这里的注释是从托多罗夫编的《语言科学百科辞典》(瑟伊出版社1972年)第198页转引的。热奈特还认为,“显然,巴赫金没有觉察到《诗学》有关抒情体裁的巨大沉默,这种疏忽奇妙地显示了他对基础的忘却,而他却自以为在揭示基础。我们将看到,问题的根本在于现代诗学家们(前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和后浪漫主义者)那种追溯幻觉,他们盲目地把自己的贡献投入给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因此而‘掩盖’了他们的不同观点,掩盖了他们的现代性。”而其《隐迹稿本》虽然没有直接引述巴赫金的成分,但其进一步拓展深化克里斯蒂娃“互文性”并将之形成新的文本理论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5:《拉伯雷和他的世界》的德文版于1987年才出版,尧斯在该书中所引的是1968年的英译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在接受美学中,尧斯也对巴赫金有所接受,但是否能够独立成章,却是我们必须认真权衡的问题。在其《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中,他罗列了对其思想产生影响的重要思想家,但其中没有巴赫金。或者说,同样是俄国学术思想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和洛克曼符号学对尧斯的影响要远甚于巴赫金。在“论喜剧主角之逗人发笑”一章中,尧斯从正反两方面(嘲笑和同笑)来看喜剧主角。他从弗洛伊德的“降级法”谈起,重点分析了波德莱尔对这种笑的看法,在提到波德莱尔认为莫里哀和拉伯雷是最合适的讨论对象时,尧斯引入了巴赫金:“迄今为止,激起人们对战胜恐惧、强制和压迫发出笑声的怪诞的主人公一直没有引起弗洛伊德关于主人公理论的兴趣。因此,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观点是适宜的。巴赫金最近才为人们所知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一书为我们理解那些作为怪诞可笑的人物形象的拉伯雷式的主人公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他将巴赫金的怪诞喜剧观与弗洛伊德的反面形象喜剧描述性模型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反面形象的喜剧把理想人物降格到这样的水平,使读者和观众得以与主人公认同”,而“怪诞喜剧则是把动物性和肉体提升到这样的水平,在这儿读者或者观众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在同情的笑声中消失了。”因此,“怪诞之笑的各种现象明显地与弗洛伊德关于快感产生于‘感情消耗的节约’的理论相对立。”在同一章的第三节“拉伯雷作品中作为怪诞的生活形象的主角”中,尧斯在更宽阔的视野中讨论了巴赫金的“民间幽默文化”。但是,尧斯对之的态度有所保留,认为“巴赫金的解释虽然不能完全公允地评价拉伯雷的创造个性、他的人文主义的或伊拉斯漠的信条以及关于一种新的生活实践的问题,但是,巴赫金毕竟给我们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帮助我们避免语文学和实证主义研究中碰到的那些众所周知的问题。”


注释6:戴维·洛奇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现代写作方式》(1977)、《小说的艺术》(1992)等成为现代小说技巧的经典,《大英博物馆在倒塌》(1965)、《小世界》(1984)等是其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巴赫金之后》是戴维·洛奇以巴赫金理论为方法,进行现代小说批评的代表性著作,书中戴维·洛奇概述了巴赫金的学术生涯,将巴赫金的对话、杂语、狂欢等理论运用于对乔治·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D.H.劳伦斯、费·威尔登、马丁·阿美斯等作家作品的批评,戴维·洛奇还研究了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简·奥斯汀、亨利·詹姆斯、鲁德亚德·吉卜林和米兰·昆德拉等对经典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作家的创作。这些文学批评论文均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并于1990年以“巴赫金之后”为名结集出版。不过,戴维·洛奇对巴赫金的认识主要依托霍奎斯特和克拉克的《巴赫金传》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对话主义思潮中对巴赫金思想的借鉴和发挥,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原创性并不强。


注释7:约翰·费斯克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学者,其实不太准确,他的学术生涯兼具英国、澳洲、美国三段时期。有关其学术历程的描述详见本书第三章相关部分。


注释8: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将巴赫金的“杂语/众声喧哗”视为理论来源之一。相比较女性主义接过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克服了此前基于男女二元对立的对抗性思维而言,巴赫金对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还算是局部性的。


注释9:詹姆斯·费伦对巴赫金的正式接受虽然较晚(大概是80年代后期的事情),但是其与巴赫金之间在思想上的共鸣早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他出版于1981年的《词语世界:小说中的语言理论》(Worlds from wo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fiction)虽然没有对巴赫金的任何征引,但已包含了此后小说修辞、叙事伦理方面的思想因素。


3.图解巴赫金的影响轨迹


作为对这份表的图解,我们大体可以把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过程勾画出来:


首先、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过程是,随着巴赫金的第一次被发现,巴赫金被尘封已久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陆续在60年代早期出版,并很快传播到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克里斯蒂娃和托多洛夫赴法国巴黎求学,他们作为将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传入法国的中介,成为巴赫金影响西方文学理论的第一站。


其次、在克里斯蒂娃、托多洛夫等人的努力下,巴赫金开始被法国学界所接受。一方面,在克里斯蒂娃那里,被发展成互文性理论,推动了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转向;但另一方面,以托多洛夫为代表,仍然执著于结构主义诗学的探索,并在历史体裁诗学的框架下对巴赫金进行理解和阐释。这也形成整个70年代巴赫金对法国文学理论所形成的两大基本影响。


与此同时,以法国为基地,巴赫金的影响也开始扩散,60年代末70年代初,巴赫金携带着法国口音进入德国,引起德国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兴趣,但并没有对德国的文论思潮产生重要影响。


再次、1968年,《拉伯雷和他的世界》[此处无误,与《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不是同一本书]的英文版出版,成为巴赫金进军英语世界的起点。70年代之后,在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努力下,巴赫金小组时期有争议的著作陆续被译成英语,包括1973年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76年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评论》(即《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和1978年的《文学研究的形式方法:社会学诗学引论》(即《文艺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学人那里,成为讨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关键文本”,并推动了伯明翰学派的“葛兰西转向”。


最后、进入80年代之后,巴赫金影响西方文学理论的主战场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欧洲的巴赫金接受可谓“四处开花”:在法国,托多洛夫以《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和《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为标志实现了其对话主义的思想转向,此前同属结构主义阵营的热奈特也主动吸收了后结构主义“互文性”理论,并重新搭建了文本理论的框架;在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也注意到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并从“引人发笑”的喜剧角度予以了接受;在英国,以特里·伊格尔顿为代表,新左派文化理论家继续发掘巴赫金思想中“革命性”的因素;以戴维·洛奇为代表,将巴赫金的思想运用于小说批评实践,进一步扩展了巴赫金的影响领域。另一方面,美国成为巴赫金思想复活的“福地”,在小说研究领域,经由以韦恩·布斯、詹姆斯·费伦、华莱士·马西、亚当·扎卡里·牛顿等为代表的小说理论家创造性地推进了巴赫金对小说修辞学、小说伦理学、叙事伦理学的影响;在文化理论领域,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成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完全融入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标志。在整个后现代主义学术大潮中,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族裔文学批评相继从巴赫金那里发现有益的思想资源。


由此,巴赫金真正成为对西方文学理论产生全面性影响的重要学者。这正是我们所能够粗线条勾勒出的巴赫金学术影响地图。


现在,我们可以再次回到罗兰·巴特的《埃菲尔铁塔》上来了。在分析由埃菲尔铁塔形象所制造出来的各种衍生品时,罗兰·巴特感叹道:


“这种无限繁衍的情况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铁塔属于所有的人,或者更可以说属于全部想象力:甚至法律上也允许它变化无穷,因为法院过去曾判定任何人都可有权仿造铁塔:它的形象不受所有权限制。铁塔为公共所有。”


世界文学理论发展史中的巴赫金形象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我们所要做的,绝非站在巴赫金“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来判定接受其影响的各个学者,对之进行了何种误读甚至曲解;也不想凡赞同巴赫金的我们就赞同,凡反对巴赫金的我们就反对。我们所要做的,是深入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肌理,对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历史事实进行尽可能逼真的还原。


编辑 钟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