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权的概念史|城与邦

城与邦 2018-08-17 12:34:15



制宪权的概念史


    作者|谭锐捷

    简介|英国约克大学政治系博士生

    兴趣|政治思想史与政治理论

    编辑|黄麒瑄




前言

  “政治概念”是一份基于会议的电子期刊(http://www.politicalconcepts.org/)。从2012年到2016年,“政治概念”每年都会举行一到两次会议,会议收录的论文则会在修改后发表在电子期刊上(撰文者均为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对初学者来说是理清相关领域思想脉络,了解重要二手文献的好途径)。本文主要介绍其中关于制宪权的论文。该文由著名的政治理论和宪法研究者Andreas Kalyvas撰写。他一直关注有关“非常态政治” (extraordinary politics)、制宪和民主的关系,是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 Max Weber, Carl Schmitt, and Hannah Arendt的作者。


Andreas Kalyvas



正文


  Kalyvas在一开始就强调制宪权和民主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既是历史上的,也是概念上的。首先,制宪权和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是同时出现的的。人民的最高权力是以共同体决定其存在的政治形式而产生的。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人民被逐渐当作主权制宪主体(sovereign constituent subject),而民主被重新想象成一种人民建立的政治。另外,在概念上,制宪权和民主都描述了一种关于自我立法的集体行动。

 

  根据Kalyvas对制宪权的词源学的分析,Constituent源于拉丁语constitūere, 其前缀con最重要的意思是“在一起”,动词statūer源于 stătūo,意思为“引起”、“建立”、“创造”等。Constitūere自然表明了一种人们一起建立某种事物的行动。在古罗马,constitūere有两种用法,第一种用于经济上的交易达成一致,第二种则是在罗马公法里,指代一种创立基本法(fundamental law)的非常态行为。

 

  到了中世纪,Constituent基本上不再被当作一个政治词汇来使用,而仅仅用来描述一种“建立”的能力。然而,到了中世纪晚期,这个概念重新变得政治化,被用于指代“任命”的行为。这次含义上的转变,被Kalyvas看作现代制宪权概念的基础。而为这次转变贡献最大的思想家就是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在马西利乌斯的时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和教皇若望二十二世的冲突导致了之前基于神权的合法性的暂时崩塌,人民主权正是在崩塌的缝隙中产生的。他据此提出了两点重要的创新。首先,皇帝和教皇都不是主权者,因为他们缺乏自我任命或者任命对方的根本权力。这项根本权力的最终权威,来自于大众。此外,大众具有组建政府和创立法律的权力。Kalyvas认为,马西利乌斯的原创性体现在两点:立法者不再是神话或虚构的人物;政府(制度)建立的参加者优先于在某个制度框架中的治理者、立法者和命令者。

 

  两个半世纪之后,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在反对国王的斗争中激进化了马西利乌斯的概念,制宪权从而有了革命的色彩。这种革命化的制宪权合法化了暴力反抗和民主革命的权利,是所有宪法创制的权力(constituted power)的条件和创造者,并能以此对政治权威进行宪法外检查。现代有限政府即源于这种对制宪权的理解。


西利乌斯那影响巨大的《Defensor Pacis》(1324)手稿书影



  在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时期,制宪权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保皇派,平等派(Levellers)和议会派的辩论使得制宪权和人民主权的概念广为传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制宪权和立法权(legislative power)的区别成为了宪政思想核心。而在不到几十年后的美国革命中,制宪权和人民主权的概念第一次进入了建国文件。同时,美国国父们开始思考“冷冻”制宪权的问题,通过宪法在制宪权中植入了法律元素,提出了宪法修改(constitutional revision)的概念。由此开启了关于后革命时期制宪权是否仍然外在于宪法创建的权力的争论。

 

  直到此时,制宪权仍然保留着和人民主权的紧密联系。然而,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制宪权与人民主权长达上千年的联系被切断。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挑战了对制宪权的人民主体的理解,提出了民族主权的概念。主权被解释为一种民族同质的有机体,制宪权变成了民族的公意(general will)。以民族为主体的制宪权概念逐渐取代了以人民为主体的制宪权概念。

 

  在现代政治话语中,制宪权和民主(人民主权)之间的联系已经消失。Kalyvas认为,这种对制宪权的误解,应该追溯到对主权概念的不同解读。从16世纪以来,主权概念的理解一直被博丹(Jean Bodin)提出的作为最高命令权力的主权概念所垄断,并逐渐成为了现代政治、法律和国际关系思想中理解主权的基础范式。博丹的主权概念完全掩盖了作为制宪权的主权概念在思想史中的位置,并反过来影响了对民主的理解。在博丹主权概念的影响下,民主不再是一种人民自我立法的行动,而仅仅是一种国家组织的形式。人民只是替代了之前国王的位置,但是强制命令的关系仍然保留了下来。

 

  这种主权理解最大问题可能在于它不可能是真正民主的。如果人民作为一个群体取代之前的国王,那人民只可能是一个抽象的群体。在西耶斯的理解中,人民进一步被民族所取代。也就是说,只要“命令-服从”的政治模式一直存在,人民主权就是虚假的。

 

  这可能也是Kalyvas概念史研究的目的。制宪权的“真正”概念史,或者说作为一种史学史(historiography)历史研究,即是反抗这种“命令化”理解的历史,也是两种主权概念斗争的历史。一边,是基于命令的、垂直的、个人化的国家主权。另一边,是基于构建(constitute)的、水平的、非个人化集体的人民主权。只有通过这样的概念史研究,我们才可以重新找到真正的民主价值。




-Fin-


推荐关注

  1. 电子期刊《政治概念》:http://www.politicalconcepts.org/


图片来源

  1. 图一:https://www.newschool.edu/nssr/faculty/Andreas-Kalyvas/

  2. 图二:Fribourg/Freiburg, Couvent des Cordeliers/Franziskanerkloster, Ms. 28, f. 1r – Marsilius de Padua: Defensor pacis (https://www.e-codices.ch/en/list/one/fcc/0028)




往期相关文章,点击即可阅读



回复以下关键词,收看往期精彩内容


加入我们|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资本主义|爱国主义|民族|法律|宗教|道德|革命|独裁|选举|意识形态|公民社会|中国古典|中国近代|中国政治|美国政治|欧洲政治|希腊罗马|中世纪|现代性|全球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莎士比亚|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福柯|韦伯|葛兰西|巴特勒|阿伦特|罗尔斯|斯金纳|施米特|阿甘本|严复|梁启超|影视|测试|课程介绍|书单|书评|学术歌单





本文为「城与邦」作者原创

图片来自网络,不用作商业用途

转载或投稿请联系polis2016@163.com

长按并识别二维码即可一键关注


「城与邦」是成立于英国与北美、成员遍布世界各地的政治哲学写作小组,提供新鲜原创学术思想,激发政治哲学热情,互相督促写作。


我们期待

投稿|关注|分享|加入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我们思考,并怀有对政治应有面貌的热情。


↓点击“阅读原文”便可进入「城与邦」知乎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