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角】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理论困境的剖析与破解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09-10 15:08:04


文/姜福晓,法学博士、烟台大学法学院讲师、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学术顾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物权法重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JJD820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  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问题是困扰民法研究的两个问题。传统研究对这两种现象进行分别的研究,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和实务处理,具有一定局限性。在民事权利二元性理论视角下,人格权和财产权均内在的具有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只是由于两种利益在二者中的比例不同而且动态发展,从而决定了主体对不同权利客体可处分性的不同。特定社会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道德是决定两种利益不同比例和权利客体可处分性的重要因素。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不仅体现了民事权利体系的逻辑结构,也是应对人格权不断发展的需要。民法典应在原则上确认民事权利客体的可处分性,同时规定法定例外情形,在此基础上,再由各编具体条款对具体民事权利客体的可处分性进行个别规定。


关键词 人格权财产化 财产权人格化 民事权利二元性 民法典 权利客体


引  论

 

依照传统民法理论,人格权不具财产性(即不包含财产性内容),而财产权也不具人格性(即不包含精神性内容)。人格权系以人的精神利益为其保护内容,是一种非财产性权利,其不具有转让性和继承性;[1]而物权与债权则是保护财产利益的财产性权利。这一理论的立论基础在于人格体现的是人的尊严的价值判断,不能将之对象化而成为交易对象。另一方面,我国对人格权与财产权关系的这种绝对化的认识,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前苏联民法理论影响的结果。根据前苏联民法理论,民事权利分为财产权利和人身非财产权利。人身非财产权利又分为与财产有关的人身非财产权利和与财产无关的人身非财产权利。与财产有关的人身非财产权利包括著作权,与财产权利无关的人身非财产权利包括姓名权、荣誉权和尊严权等,它们不产生任何财产性质的权利。[2]这样,人格权和财产权的楚河汉界就此形成,人格权的非财产性与财产权的非人格性一度成为民法理论的公理。


然而,二十世纪以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格权逐渐出现了财产化的趋势,人格权非财产性的理论前见在鲜活的生活现实面前愈发力不从心。于是,人格权财产化问题成为民法中的一个热议话题,并由此引致若干分支问题。与此同时,财产权人格化也开始作为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象,学者开始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在对物侵权以及违约责任中的适用。[3]人格权与财产权之间的鲜明界限开始逐渐模糊、松动。这样,在人格权财产化与财产权人格化面前,传统的人格权非财产性以及财产权非人格性理论陷入困境。


人格权财产化与财产权人格化,这两种现象单从称谓上就足以引起我们对二者关系的联想。这两个问题是相互独立,还是存在一定的理论关联?本研究通过对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现象的理论剖析,提出民事权利的二元性理论,并尝试对这种二元性的理论基础进行阐发。民事权利的二元性是指人格权、物权、债权等民事权利保护的利益兼具精神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两方面内容。传统研究少有对这三大民事权利的二元性进行一以贯之的理论解释的尝试。本文通过哲学层面的分析表明,这种二元性的基础在于法哲学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民事权利的二元性理论不仅可以较好地解释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的现象,更重要是的是,其还可以破除传统观点对民事权利性质的陈见,对认识民事权利及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均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该理论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民法典制定中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提供有益参考。

 

一、人格财产化与财产人格化理论困境的形成

 

 (一)人格权财产化对传统理论的挑战


人格权财产化通常是被用来描述经济术语的扩张以及描述以前不属于经济领域社会实践的经济扩张现象。人格权财产化这一术语的预设是人格权没有财产内容,而现在具有了财产内容,因此才会出现“化”的问题。


利用人格进行营利,古已有之。早在1843年的《爱丁堡评论》就有利用名人进行营销的记录。据记载,Cockle先生的治胆病药丸,得到了包括10个公爵,5个侯爵,17个伯爵,16个上议院议员,一个大主教,15个主教以及总检察长的推荐。[4]尽管如此,从人类大历史的宏观角度看,资本主义之前的人类社会,市场交易不发达,人们之间交往也不频繁,人格权财产化问题并不突出。


人格权财产化被人们日益关注,始于20世纪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以及相机、电影、广播等现代技术发明之后。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市场几乎渗透了资本主义世界各个角落。与此同时,报纸发行量激增,电影和广播也相继问世。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市场进一步分化,制造商开始寻求使自己产品区别于竞争对手产品的途径。其中,利用名人为商品做广告成为制造商提高自己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广告业的发展使名人与消费间的关联也被建立起来,姓名、肖像等人格要素成为重要的财产,人格权开始呈现财产化的趋势。此前,只有伟大人物才可以成名,而上述大众媒体改变了名人形成机制,只要某人具有吸引人的特征和风格,就可能一夜成名。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网络的普及使上述人格权财产化更是发展到了极致。知名运动员、艺人、政治人物的代言成为商品营销的重要手段,甚至草根名人“犀利哥”也成了某品牌服饰的代言人。在此社会背景下,姓名、声音、形象等人格要素被广泛地商业利用。


在姓名、肖像等抽象人格要素商品化的同时,另一值得重视的现象是随着以器官移植术和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医学和生物科技的发展,人体组织、血液、精子与卵子等有形人格要素也具有了经济价值和转让、处分的可能。众所周知,头发早就可以用来做假发,指甲可以用来做中药。而现代技术更可以在不危及生命的前提下使器官组织从身体中分离出来,用于医疗、教学和研究。骨髓移植可以大大提高白血病人的康复几率;人工授精可使无数不育夫妻得享天伦之乐,配子在美国已经是可以买卖的财产;[5]肾脏移植可以挽救尿毒症晚期患者的生命;至于输血,则早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治疗和抢救措施而拯救无数生命。器官组织在技术上的可分离性和客观的需求使人体器官组织的财产性逐渐显现,以致有学者提出身体权利为有限的财产权的理论。[6]实践中,即使多数国家禁止人体器官的转让和买卖,但黑市的交易从来就没有被完全消灭。更有学者指出,严格管制不仅会导致非正式市场交易泛滥,而且会削弱供应者的议价能力,而且,迄今为止并没有经验性证据表明人格权市场化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7]最近,重庆女作家杜虹家人在其去世后按照死者生前意愿将其头颅进行冷冻,期待将来的身体再造技术可以让其复活;[8]据称,世界上首例头颅移植手续也将于2017年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9]这些都为人格要素的处分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空间。


这样,无论是姓名、声音、形象等无形人格要素还是器官、组织、血液及配子等有形人格要素,都呈现财产化的趋势。人格权的非财产性、不可转让性及不可继承性受到前所未有挑战。


(二)财产权人格化理论难题的显现


一般而言,物权法和债权法可以合称财产法,而物权和债权也都属于财产权。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财产权的保护内容仅限于财产利益。因而,财产权受损害(侵权和违约)的赔偿也自然而然地不应包括非财产损害赔偿,即精神损害赔偿。不论是物权还是债权,一旦受到侵害,权利人只能在经济损失的范围内得到救济。财产法领域不存在精神损失赔偿曾经一度作为民法理论上的金科玉律。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生活中很多现象无法用这种铁板一块的原则进行解释。在物权法领域,如果照相馆将客户交由其扩洗的仅存的一张与已故父母的合影损毁或者丢失,客户应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救济?又如,拆迁公司在征地过程中将被拆迁人的祖坟拆迁,被拆迁人如何补偿?生活中此类“物”很多,结婚照、订婚戒指、荣誉奖章、祖传的老屋,还有豢养多年的宠物等等,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合同法上也存在类似问题。在一些类型的合同中,如旅游合同、美容整形合同、婚礼服务合同等,如果对当事人的违约救济仅限于财产损失范围内的赔偿,则显然有失公平,因为当事人通常在精神上要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与物权规则相同,依传统理论,合同法领域同样不允许精神损害赔偿。


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问题时所言,“一种法学原教旨主义思潮弥漫于中国法学界”。[10]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冲突使得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成为必要。

 

二、人格财产化与财产人格化理论困境的传统解决方案述评

 

(一)人格权财产化难题的传统解决方法


为了解决人格权财产化这一理论难题,两大法系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和法律应对之策。


大陆法系(以德国为例)的应对方法是通过修正原有理论,放弃以单一利益作为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区分标准,承认人格权不仅包含权利主体的精神利益,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包含权利主体的财产利益。[11]在理论上,采用人格权一元论构造,将财产利益注入原本非财产性的人格权中。权利人可以对自己的人格要素进行商业利用并谋取财产利益。相关研究也对这种财产利益进行了理论抽象的尝试。[12]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回应则体现在通过单行法及判例发展出一系列特别人格权(如肖像权、著作权、名誉权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既保护人格精神利益,也保护人格财产利益。自1899年俾斯麦尸体偷拍案件(RGZ 45,170)到1999年德国联邦法院的马琳·迪特里希案件(BGH NJW 2000,2195),经过100多年实现了人格财产利益从不可继承到可继承的转变。[13]


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以美国法为例)则在保护人格利益上采二元构造,以隐私权保护精神利益,单独以公开权保护财产利益。其主要特征是以财产权视角看待人格权商品化问题,认为存在于人格要素中的财产利益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权。这种观点可追溯到洛克的劳动理论。洛克在《政府论》中检讨税收制度时对财产权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从自然法的角度阐述了财产取得的“劳动理论”。《政府论》第五章提到,尽管土地和任何低等生物都归一切人共有,但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却都有一项财产权。他身体的劳动和双手的工作都属于他。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人把它与自己的劳动结合,并从自然状态中将其分离出来,就属于他的财产。[14]洛克的论述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人对其身体拥有一项财产权;人对于藉由其劳动而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的“东西”享有财产权。由洛克理论的这两个层面生发出人对其身体的有形财产权以及对自己的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无形财产权。关于人对自己身体的财产权,如果按照洛克的理论推演,人将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不受限制的所有权,但基于公序良俗以及受“父爱主义”[15]的影响,很多学者主张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有限的财产权。[16]洛克对于第二种财产权的论述,则成为当今已经被广泛认可为属于财产权的公开权的理论基础。在公开权的创世纪案件Haelan Laboratories v. Topps Chewing Gum(1953)一案中,Frank法官认为:“在隐私权之外并独立于隐私权,个人享有对其照片公开的权利,这种权利使权利人享有公开其照片的排他性权利……这种权利可以叫公开权。”[17]美国的公开权理论权威McCarthy引用圣经创世纪中的话语,将公开权比喻为上帝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就夏娃。[18]1954年Nimmer发表《公开权》的论文,对公开权理论起到了进一步推动作用。[19]在Uhlaenderv.Henricksen(1970)一案中,Neville法官在阐述其司法意见时说:“一个名人对他的公开人格具有一项合理的财产利益。应当认为,一个名人将多年的时间和竞争投入一个公开人格,这个人格最终可能具有市场价值。在他的姓名、肖像、统计资料和其他特征中包含的身份认可是他的劳动果实,并且是一种财产。”[20]特别是1977年Hugo Zacchini v. Scripps-HowardBroadcasting Co.[21]案之后,联邦最高法院正式认可了公开权,公开权得以从隐私权中独立出来。[22]目前,美国已有二十二个州通过立法认可了公开权,另有三十八州通过普通法认可公开权。[23]公开权(Right of Publicity)已经成为美国法律体系中的一项重要财产权利,并被归入知识产权,许多知识产权教材将公开权作为重要部分进行论述。


 可见,对人格权财产化问题,大陆法系采取在人格权内部处理的方法,通过承认人格权包含财产利益的内容来增强传统人格权的理论容纳性;而英美法系则是将人格中的财产利益与传统意义上的人格分离开来,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财产权。


(二)财产权人格化难题的既有解决方案


1.物权人格化问题的解决方案


国内外学者对物权人格化这一问题均有所关注。我国老一辈法学家芮沐早就提出人格物权的概念。[24]徐国栋则在《现代的新财产分类及其启示》一文中阐述了人格财产与可替代财产的区别,并将人格财产法界定为“与人格(Personhood)紧密相连、其灭失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财产”。[25]易继明、周琼则将此类物称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26]美学者Margaret JaneRadin也很早就对人格与财产的关系进行了富有创见的研究。[27]


近年,冷传莉提出以“人格物”来概括包含人格利益的物,并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讨论了“人格物”的法理基础、“人格物”的确认和动态发展以及与“人格物”有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28]冷传莉对“人格物”的界定与徐国栋类似:“它是指与人格利益紧密相连,体现人的深厚感情和意志,其毁损、灭失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特定物”。[29]冷传莉对“人格物”的法理基础进行了富有启发的探讨,从人与物关系的民法哲学中寻找“人格物”这一概念的理论依据,并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制历史的演进,人与物之间的民法关系又开始悄悄地、微妙地发生变化,在一定条件下模糊了人与物二元化绝对模式,物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物化和商品化,使得在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之间建立某种合理的联系成为可能。”[30]


鉴于涉及“人格物”案件的不断出现,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三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三)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同时在第四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有学者认为,该解释第三条的立法目的是对死者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但“其真正目的是保护生者的人格尊严和精神利益”;并认为第四条是“对与精神利益有关的特定财产权利的保护”,而且必须要求权利人以侵权为由起诉才能受理。[31]也就是说,在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如果权利人以合同纠纷起诉将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32]上述司法解释是我国关于“人格物”的唯一民事法律规定,而且该规定并没有对该问题进行通盘考虑,只是以列举的方式对部分人格物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规定。


我国的上述立法状态与对物权人格化问题研究的欠缺有关,目前尚无关于物权人格化问题的统一理论和充分论证。因此,对物权人格化问题进行研究,探究损害物权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债权人格化的解决方案


根据传统民法理论,违约责任只能包括财产性损害的赔偿。这主要有如下几个理由:损害难以被证明、损害的计算或估算有困难、有惩罚性赔偿之嫌、当事人风险承担过大、违反合同法上的可预见规则、一般政策考量等。[33]但事实上,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论和突破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理论障碍的尝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34]但至今没有有说服力的理论终结这一争论。


虽然该问题在理论上莫衷一是,但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却开辟了许多可以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领域,现在许多国家都选择对违约精神损失赔偿进行有限适用。[35]以违约精神损失赔偿制度较完善的美国法为例,如果违约同时造成了身体伤害或者合同或违约的特点使得严重精神损害极有可能发生,则可以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36]虽然在合同诉讼中,法院对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通常不予考虑,但当这种损害明显存在以致法院可以认为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料到违约会导致对方精神损害时,法院就可能允许受损方获得精神损害赔偿。[37] 


因此可以说,在违约精神损失赔偿这一问题上,可谓是理论未动,[38]实践先行。其实,正如崔建远在讨论违约精神损失赔偿时所言,“承认与否,不宜取决于合同法的过去,而应考察如今的社会、经济和伦理有无关于合同法设置精神损失赔偿制度的本质要求。”[39]探求否认或者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背后的理论基础,是解决违约精神损失问题的关键和前提。


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传统民法理论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产物。传统理论对两个问题的回应是:在人格权财产化问题上,要么修正原有理论,使人格权包含财产利益的内容(大陆法系),要么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创造一项新的财产权利(英美法系)。在财产权人格化问题上,对于物权人格化,只是抽象出一个名词(“人格物”)对物权人格化的现象进行概括;对于债权人格化主要是就一些技术性要素进行承认或否认违约精神损失赔偿的争论。[40]而司法和立法则或者通过司法实践冲破传统理论桎梏,或者通过立法活动进行权宜之计的零星规定。[41]但是,没有坚固理论指导的实践是没有灵魂的实践,极有可能流于司法恣意。 


而且,现有研究的一个重要不足在于:关于人格权财产化以及物权人格化、债权人格化的研究几乎是相互隔绝的,至今尚无对三个问题进行一以贯之解释的理论尝试。这其实反映了现有民法权利理论在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问题上的理论困境。

 

三、民事权利二元性: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理论困境的破解

 

鉴于传统理论研究的不足,为了对人格权财产化以及物权人格化、债权人格化三个难题做出连贯一致的理论解释,我们不妨跳出人格权、物权和债权三个具体领域,从民事权利的结构入手进行思考。


(一)以自由意志的作用对象为区分标准的外部结构


德国民法体系作为大陆法系民法的典范,其民法体系的严谨和精细与其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是分不开的。康德的权利哲学对大陆法系民事权利体系,尤其是《德国民法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依据康德的权利科学理论,人的权利可分为天赋的权利和获得的权利。天赋的权利是指“内在的我的和你的”的权利,是人根据自然而不是任何人定法享有的权利,且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通过权利的概念,人应该是自己的主人。获得的权利则是指后天获得的权利,其存在以人定法为依据。[42]可见,康德哲学中已包含了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理论基础。


萨维尼将康德的权利科学理论在民法领域予以阐发,根据人的自由意志作用对象的不同对权利进行分类。萨维尼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意志首先能够对内作用于意志者本人,对外则可作用于不自由的自然或者与意志者同类的自由存在,即他人。自由意志对外部世界的作用则包括对物和他人的作用。人不能对不自由的自然整体进行支配,而只能限于其有限空间,这种有限空间就是物,由此而产生的权利就是物权。对他人的支配则不能像对物一样进行支配,为了避免奴隶制,对他人的支配不能破坏他人的自由,只能对其特定行为进行支配,将该特定行为从他人中分离出来,从属于权利主体的意志,这样产生的权利就叫债权。人就是通过物权和债权向外扩展超出其本质的自然界限,以这种方式扩展个人权力的关系的整体就是此人的财产


这样,在康德和萨维尼哲学的影响下,民事权利有了人格权、物权和债权的分类,这三种权利的区分标准在于主体自由意志作用对象的不同。至此,以自由意志作用对象的内外之分,民事权利被区分为人格权和财产权。[43]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自由意志对本人的权利,萨维尼是不赞成在实在法上予以承认的。他认为,若肯定人格权的权利属性,一方面会导致主客体的混同,另一方面还将导致对自杀权的承认。[44]尽管如此,应当强调的是,如上所述,在德国民法体系的理论源头那里,人格权与物权、债权在逻辑上却是相互平行的三种权利,起初并不存在人格权只保护精神利益以及财产权只保护财产利益的分区。换言之,民事权利体系的原初分类依据是自由意志作用的不同对象,而非权利保护精神利益还是财产利益。


(二)以保护的利益为联接纽带的内在结构:民事权利二元性


上述关于人格权、财产权二元权利体系的分析,说明人格权与财产权之间在理论源头上并不存在传统的人格权非财产性与财产权非人格性理论中那样不可逾越的天然鸿沟,二者之间并无绝对的边界。[45]事实上,不论是以意志者本人为作用对象的人格权,还是外部世界为作用对象的物权和债权,其保护的利益均兼具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这可以从《德国民法典》的理论源头康德与黑格尔那里找到一些线索。


康德主张,人的理性来自于人的内心意志,并认为“没有理性的东西只具有一种相对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因此叫做物;而有理性的生灵叫做‘人’,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46]康德的上述伦理人格主义哲学在民法中的重要体现就是权利主体是一个被抽象的没有血肉的人,权利主体的核心内涵是“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仰仗外在实践保证其所依附的生物人的生存,同时依靠外在实践来定义自己的存在。自由意志对客体的支配一方面必然包含着生物人存在所需的物质内容,另一方面必然包含着定义主体存在的伦理情感。因此,作为自由意志对进行客体支配的技术载体,民事权利也必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物质内容和伦理内容。换言之,民事权利保护的利益包含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两方面的内容。


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人如果不能保持与外在世界的联系,作为人的实体也就不可能存在。黑格尔认为唯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所以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他指出:“这里所谓物是一般意义的,即一般对自由说来是外在的那些东西,甚至包括我的生命在内。这种物权就是人格本身的权利。”[47]这样,在黑格尔那里,人格权就与物权一样有了财产意义。这一洞见也可以构成人格权中含有物质利益的理论根基。沿着黑格尔的理论渊源,基尔克于1895年在《德国私法》中主张,人格利益具有双重性,既具有精神性的价值,也具有物质性的价值。[48]


同时,在黑格尔理论中,人仅仅是自由意志的抽象实体。只有当他作用于外部世界时,他才真正具体的存在。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人必须给其自由一个外在的领域。[49]为了使人的意志从抽象的领域具体化到现实领域,黑格尔认为,人只有与外在之物发生财产关系才能成为真实自我。[50]这种财产关系是人的目的所在。黑格尔关于这种观点最集中的论述是:“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该物成为我的东西;人具有这种权利作为他的实体性的目的,因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这就是人对一切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51]在黑格尔那里,客体上承载着主体的意志,也因此才有了“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的结论。[52]以至于后来的利益法学派巨擘耶林也宣称:“我通过使之为我物,而给它打上人格的印迹。因此,有人侵害之就是侵害我的人格。谁若殴打之,就是殴打含于其中的我自身——所有权无非扩展到物上的我的人格的外缘而已。”[53]这种哲学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其实隐含了财产权利中同时兼具精神利益的理论基础。


这样,在传统民事权利体系逻辑起点和理论源头那里,人格权和财产权在保护的利益上是不存在本质区别的。人格权除包含精神利益外,也兼具财产利益;而财产权除包含财产利益外,还兼具精神利益。我们将民事权利的这一特征称为“民事权利的二元性”。根据这一发现,人格权、物权以及债权三种权利从理论内核上均可兼顾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并非各自分离,而是同一人格权的构成部分,即一个人格权可以同时包括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54]杨立新先生更是一语道破问题本质:“人身利益的非财产性并不是它的本质属性。”[55]同样,一个财产权也兼具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这样,民事权利的二元性理论就从根本上消解了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的理论矛盾和困境。


(三)二元利益在不同民事权利中的不同比例与动态性


如果到此为止,对民事权利二元性理论的一个合理疑问就是:在现有理论和实践中,人格权保护在多数情形下并不涉及财产利益,而精神利益的保护在财产权中也属例外,民事权利二元性理论似乎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事实上,这一质疑可以从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在不同权利类型中的不同比例和其发展的动态性中得到解答。


首先,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在人格权和财产权中的比例是不同的。对于权利主体对自己本身权利的人格权而言,其包含的精神利益多于财产利益;而对于主体对外部世界权利的物权和债权而言,其包含的财产利益多于精神利益。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在不同权利类型中分布比例不同的根源在于作为权利主体本质内核的“自由意志”对不同权利客体的依赖程度不同。至少就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自由意志”还必须直接依附于身体,身体对于主体而言有着不言而喻的伦理价值,因此人格权中的伦理价值和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相比较而言更为重要。而物权与债权的主要存在目的是为作为主体的生物人生存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支持,因此物权与债权中的财产利益占主导地位。由于人格权与物权、债权的这种区别,以“身外之物”为客体的财产权中的精神利益的比例不太可能超过以“身内之物”为客体的人格权中精神利益的比例。


其次,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在具体民事权利中的比例是动态发展的。财产利益与精神利益在不同权利类型中的比例并非一成不变,其随 “自由意志”对不同客体的依赖程度的发展而变化。决定“自由意志”对权利客体依赖程度的变量至少有两个:科学技术和社会伦理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开拓人格利用的可能,而社会伦理则将人格利用控制在合理范围。以人格权为例,近代社会以前,生物技术和医学尚不发达,身体器官和组织无法与身体分离,身体器官和组织的经济价值也无法显现。而现代医学移植和基因技术的发达使人体组织和基因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价值,这使人格权中的财产利益内容大大增加。虽然器官买卖是一个政策复杂和伦理敏感的话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国家对器官的转让有不同程度的认可,也有不少关于对器官的财产权利的研究成果.。[56]我国古代,《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因此,剪掉头发就已经是天大的不孝,更不用说买卖,剪头发甚至成为官方的一种刑罚手段。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上述观念早已成为过去,收购头发用于制造假发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活动,而捐赠自己的血液、器官组织也为社会接纳。这是社会伦理对二元性在民事权利中的变化产生影响的一个直接体现。对于物权和债权而言,随着时代的发展,二元性也会发生变化。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发现,精神利益在财产权利中的比例也有所提升,而法律对物权侵权和合同违约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关照也是法律人文关怀强化的体现。[57]


至此,已经非常明显,人格权不是一种仅保护精神利益的不具有转让性的权利,而财产权也不是仅保护财产利益的绝对可转让的权利。人格权与财产权两种权利在具体语境下是否可以转让、处分也并非铁板一块,而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双向约束决定的。


关于民事权利二元性理论的另一个可能质疑是:既然人格权、物权、债权三种权利保护的利益均包含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这是否意味着当前的人格权、物权、债权相互区别的民事权利分类体系将失去意义?其实,精神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在三大民事权利中的统一与民事权利体系并不冲突。因为民事权利二元性是指民事权利保护利益的二元性;而民事权利体系是以保护对象内在于权利主体还是外在于权利主体为标准进行建构的。不同民事权利的来源、表现形式、保护机制以及二元性在不同民事权利中的分布方式的不同也决定了现行的民事权利划分体系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区分还与平等原则密切相关。[58]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将民事权利二元性的逻辑结构归纳为三个层次:(1)根据主体自由意志作用对象的不同可以把权利分为两大类:对内作用于意志者本人产生人格权,对外作用于物和他人则产生财产权(物权和债权);(2)人格权与财产权逻辑内核中均兼具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保护;(3)由于不同权利中主体对作用对象依赖程度的不同,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在人格权和财产权中的强弱是不同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在具体权利中的分布比例也是动态发展的,而科学技术和社会伦理是影响这种动态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样,在民事权利二元性理论视野下,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的理论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而无须再像大陆法系传统路径那样曲折地通过承认人格权包含财产利益的内容来增强传统人格权的理论容纳性,更无须像英美法系那样叠屋架床地将人格中的财产利益与传统意义上的人格分离开来而设立一种全新的公开权。

 

四、关于我国民法典制定相关问题的思考

 

上述民事权利二元性理论不仅可以破除人格权非财产性和财产权非人格性的理论桎梏,进而为人格权的财产性救济以及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救济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也可以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提供些许理论参考。


(一)人格权独立成编问题的再思考


人格权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是制定民法典的前提性问题之一。其中,人格权是否应当独立成编是目前争议较大的问题。在传统大陆法系立法中,无论是三编制的法国民法典,还是五编制的德国民法典,人格权均未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而是在人法、总则或者债法中予以规定。关于该问题,我国当前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赞成者认为,民法典应单独设立人格权编,其主要理由有:(1)人格权与主体制度存在明显区别,不应在总则编全面规定;(2)人格权规定的具体性与民法总则的抽象性并不兼容;(3)民法总则无法涵盖人格权的发展趋势;(4)在总则中全面规定人格权将影响人格权的充分保护和利用。[59]反对者认为,民法典不应单独设立人格权编,其主要理由有:(1)人格权与人格不可分离,应在总则自然人部分规定;(2)人格权是对主体自身的权利,与其他民事权利不同,因而不能单独设立人格权编与物权编、债权编等部分并立;(3)人格权无法依照权利人的意思和行为取得或处分,其不适用于总则中法律行为等制度的规定,如果人格权单独成编,则破坏了民法典内部的逻辑关系。[60]


上述两种观点可以说见仁见智,均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从民事权利二元性理论的视角分析人格权是否应当独立成编的问题,就会得出比较确定的答案。首先,大陆法系的传统权利哲学根据主体自由意志作用对象的不同,可以将民事权利分为人格权、物权与债权。因此,人格权独立成编符合民事权利体系的逻辑结构本原。其次,虽然传统民法理论主张,主体不能成为权利客体,人格权只是一种使人受到尊重、不受伤害的权利,而不能将人格权理解为自我支配权,[61]但是应当注意到,这种观点仍然没有超出萨维尼的主客体混同与自杀权承认两个理由,而萨维尼对自杀权问题的高度敏感很可能与德国的宗教传统有关,从本质上看,权利客体必须是人身之外事物的观点不过是一种基于伦理需要的理论宣示。事实上,权利主体完全可以对自己的人格要素享有人格权。正如李永军所言,客体事实只是作为权利设立的基础,在主体本身基础上完全可以形成一个他人不得涉足的自主领域,构成主体的意志权力关系。[62]再次,人格权的不断发展要求人格权在民法典中单独成编。纵观人格权的发展史,人格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重要到重要、从边缘到核心的发展历程。[63]如今,人格权的类型与内容相比以往已大大丰富,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法律制度不断发展的需求。因此,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不仅体现了民事权利体系的逻辑结构,也是应对人格权不断发展的理性选择。


(二)权利客体的立法表述与规范表达


由于权利客体是连结权利主体与权利内容的枢纽,权利客体问题是我国民法典制定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来看,作为大陆法系民法立法重要历史渊源的《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中并未专门规定民事权利客体,我国以往的民事立法以及目前最新的官方民法典草案(2002年《民法草案》)中也没有明确规定权利客体。尽管如此,由于权利客体是对权利设立在何种基础上的说明,是主体利益的具体化,[64]是主体之间据以设立权利法律关系的对象性事物,[65]目前我国多数学者均主张我国将来民法典中应当规定权利客体制度,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专门规定权利客体已不存疑义。[66]然而,关于具体如何规定权利客体在很多方面并不统一。其中,关于权利客体的立法表述[67]以及对权利客体处分问题的规范表达便是几个建议稿中差异相对突出的两个问题。


关于权利客体的立法表述,三个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均并不一致。法学会版民法典总则建议稿第五章专门规定“民事权利客体”。该章下分为三节,分别为“物”、“有价证券”、“其他民事权利客体”。“其他民事权利客体”中规定了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智力成果、财产权利等客体,并规定了民事权利客体范围的开放性。梁慧星版民法典总则建议稿第四章专门规定了“权利客体”。该章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权利的客体包括物、行为、人格利益、智力成果,第二款规定民事权利也可以成为民事权利客体,第三款有限制地确认了自然人器官、血液、骨髓等民事权利客体地位。杨立新版民法典总则建议稿第四章也对民事权利客体进行了规定,根据该章规定,民事权利客体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物、其他财产利益(包括智力成果、信息)、行为。


从上述三个版本的民法典总则建议稿可以看出,三者对权利客体的规定虽然各有特点,但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将物权的客体规定为物,而将人格权客体规定为人格利益。这种规定方式实际上是将权利支配的对象与权利的内容等同起来,似有不妥。因为物是主体享有物权的具体支配对象,而利益则是支配对象背后的抽象内容,二者是两个层面的概念。因此,在规定民事权利客体时应在同一概念层面进行界定,即人格权的客体应当表述为人格要素,而非其背后的利益。这样,人格权客体为人格要素、物权客体为物,债权客体为行为,这样在理论上就可以做到理论自洽。


关于权利客体处分问题的规范表达,三个建议稿均做出了规定。法学会版建议稿在规定物权客体时规定伦理物的利用不得违背社会公德和损害公共利益,[68]并专门对民事权利客体的处分进行了规定:“非依法律规定,不得禁止或者限制民事权利客体的流通以及利用。”[69]梁慧星版建议稿则将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作为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的前提性条件,[70]并规定了“公有物、公用物和禁止物,为不融通物”[71],以及对动物处分的限制。[72]杨立新版建议稿在规定人格权客体时规定“人格利益不得转让,但法律规定可以有限制转让的除外”,[73]在规定物权客体时规定“物与其他财产利益具有流通性,权利人可以将其转移于他人”,[74]并规定与人体脱离并能保持人体功能的器官或者组织以及尸体的“使用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75]根据本文的民事权利二元性理论,虽然财产权与人格权中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比例不同并且是动态发展的,从而其可处分性也不相同,但从纯粹民事权利理论逻辑内核来讲,任何权利客体理论上都是可以处分的,只是受到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双向约束而具有不同的可处分性,进而体现于实在法上对权利客体处分的种种限制。如上所述,各种民事权利中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比例是动态发展的,从而决定其可处分性也是动态发展的,因此未来的民法典应当对权利客体的处分问题做出理论上能够一以贯之的规定,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具体权利客体的处分进行具体的限制性规定。从这一意义上讲,本文比较赞成法学会版民法典总则建议稿中第118条对民事权利客体处分的规定。


综合上述两个问题的分析,本文对未来的民法典总则编如何对民事权利客体进行规定提出如下建议:首先,规定民事权利的客体包括人格要素、物、行为等,并对不同客体的含义进行界定;其次,由一个概括条款原则上确认民事权利客体的可处分性,并规定违反伦理道德和法律规定的例外,在此概括条款的基础上,再由各编中的具体条款对具体民事权利客体的处分问题进行个别规定。

 

结  语

 

传统理论对人格权中包含精神利益和财产权包含财产利益不存争议,关键是如何解释人格权中为何包含财产利益和财产权中为何包含精神利益。本文通过对人格财产化与财产人格化理论困境的传统解决方案的分析表明,传统研究路径无法为人格财产化和财产人格化以及实践中出现的实务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跳出传统研究的视角局限,以民事权利的内在属性为突破点,提供具有理论一贯性的统一解释。本研究在对传统民事权利体系的理论渊源以及民事权利的内在属性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事权利二元性”理论,并认为,主客体之间的哲学关系决定了不论是人格权还是物权、债权,均具有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在理论根源上解释了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根本不存在“化”的问题,因为人格权本来就包含财产利益,财产权本身也包含精神利益。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的称谓看似矛盾,但“人格权财产化”中的“人格”是指权利的对象,“财产”是指权利的内容。“财产权人格化”亦然。虽然人格权和财产权均兼具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两种内容,但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在不同权利中的比例是不同且动态发展的。特定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伦理道德是决定这种不同比例和动态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伦理的要求和科学技术的限制决定了应当对不同权利的中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救济区别对待,但是不能因此而断言人格权不包含财产利益,而财产权不包含精神利益。


民事权利包含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是事实问题,对其是否保护则属于价值判断问题,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取向相混淆是关于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研究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本研究通过对人格权财产化化和财产人格化问题的观察和讨论,在事实判断层面提出“民事权利二元性”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在价值层面提出,对人格权财产化与财产权人格化的保护限度受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双向约束。“民事权利二元性”对于目前讨论较多的“人格权商品化”、“人格物”以及“违约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等问题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民事权利二元性理论视角下,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两个不同现象得到了统一的理论解释。本研究为权利主体对其人格要素有限度的意思自治以及物权和债权权利主体的精神利益的法律救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另外,本研究提出的理论还可以对我国目前进行的民法典制定尤其是权利客体问题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当然,本文提出的观点仅仅是对人格权财产化以及财产权人格化问题的阶段性思考,论证可能存在不足之处。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促进对人格权财产化、财产权人格化、民事权利本质属性,以及民法典制定中相关问题的更多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 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3. 杨立新:《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4. 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5. 崔建远:《论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1 期。

   6. 李永军:《民事权利体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 冷传莉:《论民法中的人格物》,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1]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252、253页。

[2]参见[前苏联]格里巴诺夫、[前苏联]科尔涅耶夫主编:《苏联民法》(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民法经济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3]例如,常鹏翱试图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在物的损坏与精神损害赔偿之间建立联系;崔建远、黄金桥分别对为何应当在违约责任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何克服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障碍进行了研究。参见常鹏翱:《论物的损坏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联—一种功能主义的诠释》,《法律科学》2005年第1期,第22-27页;崔建远:《论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1 期,第48-51页;黄金桥:《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障碍及其克服》,《北方法学》2007年第3期,第62-67页。

[4]See James Playstead Wood, The Story of Advertising ,New York:Ronald Press, 1958,p.123.

[5]See Andrew Wancata, “No value for a Pound of Flesh:ExtendingMarket-Inalienability of the Human Body”, 18 Journal of Law and Health(2003),p.199-200.

[6]参见[美]斯蒂芬·芒泽:《财产理论》,彭诚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7]参见杨彪:《不可让与性与人格权的政治经济学: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法律科学》2015年第1期,第92、97页。

[8]参见罗婷、储信艳、刘素宏等:《重庆女作家75万冷冻大脑待50年后“复活”理论上或可行》,载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ex.cssn.cn/zx/shwx/shhnew/201509/t20150918_2372246.shtml,,2015年9月26日访问。

 [9]参见《世界首例换头术将在中国进行》,载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5/0912/c136657-27574434.html,2015年9月26日访问。

[10]程啸:《违约与非财产损害赔偿》,王利明主编:《民商法理论争议问题—精神损失赔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11]参见蓝蓝:《人格与财产二元权利体系面临的困境与突破—以“人格商品化”为视角展开》,《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第49页。

[12]这种理论尝试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将注入人格权的财产利益进行概念化。如德国学者称之为“经济人格权”;日本学者称之为“商品化权”;台湾学者提出“财产人格权”概念,我国学者则以“商事人格权”概括这种财产利益。参见程合红:《商事人格权论:人格权的财产利益内涵及其实现与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3页、28页;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

[13]参见王泽鉴:《人格权保护的课题与展望—人格权的性质及构造: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人大法律评论》2009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6页。

[14]See John Lock, 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Book Ⅱ, Ch. Ⅴ,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8,p.287-288.

[15]公序良俗主要是为了避免将人完全财产化从而使买卖人口、出卖人体器官以及卖淫等正当化。父爱主义是指理论研究或者立法活动预设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足以充分保护自己,并以此为前提进行相应制度安排。

[16]See Margaret Davies, Ngaire Naffine, Are Persons Property?—Legal debates about property andpersonality,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184-185; Rohan Hardcastle, Law and the Human Body:Property Rights, Ownership and Control, Oxford:Hart publishing, 2009, p.171-172.

[17]See Haelan Laboratories, Inc. v. Topps Chewing Gum, Inc., 202 F.2d 866 (C.A.21953).

[18]See J. Thomas McCarthy, The Rights of Publicity & Privacy, Vol.Ⅰ(1999),§5.8 [A], 5-68,转引自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页。

[19]See M. Nimmer,“Right of Publicity”, 19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1954), p.203.

[20]See Uhlaender v.Henricksen, 316 F.Supp. 1277. (D.Minn.1970).

[21]See Hugo 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 433 US 562(1977).

[22]参见[日]五十岚清、[日]铃木贤:《人格权法》,葛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23]在美国,公开权是一种以州法为基础的权利,而不是联邦法规定。美国各州关于公开权的立法情况可参见http://rightofpublicity.com/statutes,2016年1月3日访问。

[24]参见芮沐:《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民总债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25]参见徐国栋:《现代的新财产分类及其启示》,《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49页。

[26]参见易继明、周琼:《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3页。

[27]See Margaret JaneRadin,“Property andPersonhood”,34 StanfordLaw Review(1982), p.957.

[28]参见冷传莉关于“人格物”的系列成果:《民法上人格物的确立及保护》,《法学》2007年第7期,第74-80页;《论人格物的界定与动态发展》,《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第61-66页;《论人格物之实体与程序制度的建构》,《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19-28页;《人格物确立的法理透视》,《政法论坛》2010年第6期,第67-74页;《论民法中的人格物》,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29]参见冷传莉:《论人格物的界定与动态发展》,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第62页。

[30]参见注[29],第62页。

[31]参见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01年第4期,第13页。

[32]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并不统一,有的法院在处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合同的违约案件时在合同法的框架内支持了原告的精神损失赔偿请求,其理论路径是将该精神损失纳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中的“其他损失”。参见于风卫:《因违反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合同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应予赔偿》,《人民司法·案例》2008年第4期,第79页。

[33]See Nelson Enonchong, “Breach Of Contract And Damages For Mental Distress”, 16 Oxford Journal of LegalStudies (1996) , p.617-640.

[34]参见黄金桥:《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障碍及其克服》,《北方法学》2007年第3期,第62-67页;周悦丽:《违约非财产性损害赔偿的正当化证成》,《政法论丛》2007年第5期,第27-31页;崔建远:《论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48-51页。这些研究都是在反驳几项相反理由的基础上对违约精神损失赔偿进行正当化论证。

[35] 有关比较法上违约精神损失赔偿的适用可参见韩世远:《非财产上损害与合同责任》,《法学》1998年第6期,第27-29页;谷素红:《论违约责任在精神损赔偿中的适用》,《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4期,第87-88页。

[36]See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353(1981).

[37]参见王军:《美国合同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38]这里用“理论未动”仅指关于违约精神损失赔偿问题的研究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尚无一种统一的具有说服力的理论。

[39]参见注[34],崔建远文,第48页。

[40]关于是否承认违约损失赔偿讨论的几个主要考量因素,如损害的证明、损害的计算、与违约责任补偿性以及可合同法上的预见性原则的协调、以及政策考量,都是技术性问题,并没有涉及问题的理论实质。

[41]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42]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科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9-50页。

[43]此种区分的前提是将人理解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如果将人视为所有人类有机整体中的一员,则还可能产生婚姻、父权和亲属关系等家庭关系。由于该层面的分类与本文关联不大,故在此不考虑基于人在家庭关系中扩展的自身而产生的权利。参见[]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Ⅰ》,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267页。       

[44]Vgl.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 Bd. I 1814, S.336.转引自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45]参见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25页。

[4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4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8-49页。

[48]参见薛军:《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的人格权立法》,《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第64-65页。

[49]参见注[47],第50页。

[50]参见注[47],第54页。

[51]同注[47],第52页。

[52]参见注[47],第48、49、59页。

[53][]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54]参见注[1],第302页。

[55]杨立新:《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

[56]参见林纹铃:《商品化的身体:从买卖市场的实际存在探讨有关人体器官取得之管制政策》,台湾大学2002年度硕士论文;曹玲玲:《论器官权利》,吉林大学2009年度博士论文;徐铁英:《身体财产研究—以人体器官的有偿转让为中心》,吉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57]参见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62页。

[58]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59]参见王利明:《论民法总则不宜全面规定人格权制度—兼论人格权独立成编》,《现代法学》2015年第5期,第82页。

 [60]参见梁慧星:《制定民法总则的若干问题》,载中国法学网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x?id=4472,2015年9月26日访问。

[61]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6-457页。

[62]参见李永军:《民事权利体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63]参见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2页。

[64]参见方新军:《权利客体的概念及层次》,《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40页。

[65]参见注[63],第112页。

[66]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几个民法典总则建议稿均对民事权利客体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参见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载中国法学创新网http://lawinnovation.com/html/xjdt/13721.shtml;梁慧星主持编撰的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总则》,载法律出版社http://www.lawpress.com.cn/minfadian.html;杨立新主持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18-45页。另参见杨立新:《我国民事权利客体立法的检讨与展望》,《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第25页。

[67]为突出讨论重点,此处不对身份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的客体进行具体讨论。

[68]参见注[67],法学会版建议稿第106条。

[69]参见注[67],法学会版建议稿第118条。

[70]参见注[67],梁慧星版建议稿第99条。

[71]参见注[67],梁慧星版建议稿第107条。

[72]参见注[67],梁慧星版建议稿第115条。

[73]参见注[67],杨立新版建议稿第99条。

[74]参见注[67],杨立新版建议稿第101条。

[75]参见注[67],杨立新版建议稿第10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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