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五则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09-28 10:50:59

金一南:中国共产党人时刻牢记初心和使命


  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含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1949年蒋介石检讨失去大陆原因,全是政治原因,没有一条是军事原因。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这一刻终于知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他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一是组织严密;二是纪律严厉;三是精神紧张;四是手段彻底;五是军政公开;六是办事调查;七是主义第一。七条之后,蒋介石又补写,“干部不准有私产”,并把它作为中共最重要的优点。这几条最后聚焦到“民心”。这是对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的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有57个“心”字。初心、同心、信心、关心、核心、心连心……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坚定的信念,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由一个又一个胜利组成的最终的共产主义胜利,是周恩来当年和博古讲的那句话,“我们的最高原则是胜利”!中国共产党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2050年要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都是胜利指标。中国共产党全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在于中华民族的百年救亡中中国共产党的担当。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救亡的命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发起的,但是由中国共产党来终结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无论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内永远不变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所有理论的起点和终点,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出发点和归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能保持追求,保持战斗力的最根本来源!一些人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用利益取代正义。实际上,这是对党的工作重心的片面理解。只要增长,不在乎正义,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一切用钱来摆平,行不行?肯定不行。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原则性、失去坚定性。


         (来源:《党建》2017年第11期)



王兰军: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论述具有丰富内涵、深刻含义,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一个目标”是“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一条主线”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两个原则”是“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三个变革”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有经济体制”是“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四者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此作出了系统部署。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战略支撑。二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现代化经济体制。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8日)



韩喜平 孙小杰:反腐倡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正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因腐败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也越来越庞大,有研究表明,上世纪90 年代,平均每年因腐败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占GDP 比重13. 3%—16. 9%,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腐败已严重侵害到我国权力的正常运行,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决心,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腐败,对政府工作、国企改革、民生改善和社会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以事实证明了反腐倡廉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一是反腐倡廉规范了公共权力,减少了行政支出。政治反腐败是反腐倡廉的第一要务。公共权力是一国政府组织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腐败作为公共权力滥用的衍生品,对国家公信力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滥用公权力可能导致大量的社会资源浪费在私人消费方面,不仅无益于积累国家财富,还会造成奢侈浪费的不良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通过规范公共权力的使用,使得近年来我国的公共财政支出不断下降,事实证明,反腐败不仅限制了公职人员借公权力搭“便车”的可能条件,也为社会财富合理使用打下了节约、干净的政治基础。二是反腐倡廉加大对国有资源的监管力度,增强了国有企业活力。经济反腐败是反腐倡廉的重要内容。国有资源是我国国家所有即全民共有的社会财富,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源的主要利用者,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反腐倡廉工作督促国有企业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不仅有助于规范国有企业资源的合理利用,甚至还使部分企业“起死回生”。实践表明,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的大力开展,能够极大程度地减少企业中因贪腐出现的各种弊端,提高国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规章制度的执行与落实,使企业工作效率提升状况改善。我国的国有企业所得税从2011 年的16769.64 亿元增加到2014 年的24642.19 亿元,上涨近47%;国家财政收入从2011 年的103874.43 亿元增加到2014 年的140370.03 亿元,增长近36495.6 亿元就是反腐倡廉对国有企业和国家经济促进的最有力的证明。三是反腐倡廉缩小了收入差距,改善了人民生活。改善民生是反腐倡廉的根本目的,也是打击腐败所带来的最明显的成绩。近年来,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缩小趋势明显,基尼系数从2012 的0.474 降到了2014 年的0.469;尽管GDP 增速下降,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却在持续增长,2012 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三年都高于GDP 增速;社会就业也保持稳定。四是反腐倡廉促进了社会公平,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肃清风气是反腐倡廉的基础工程。因而可以说,社会风气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极其深远,反腐倡廉是打击不良社会风气,坚定人们勤劳致富的信念,是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剂良药。反腐败通过打击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让人民对国家更有信心,促进了社会公平,缓解了社会矛盾。


        (来源:《理论学刊》2017年第5期)



张树华:民主等政治价值是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核心


  如何打破西方对政治话语的垄断,破除西式民主的迷思,超越西方民主,增强国际话语权,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民主问题不仅是概念问题、话语问题,更是政治斗争的焦点,关乎主权安全和政治安全。国际传播的出发点始终是国家利益,而核心是政治价值观;要敢于在政治舞台上与西方较量,抓住关键处,有效地、有针对性地突破西方话语霸权;更要树立全面的政治发展观,树立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坚持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声,彰显和平、合作、共赢、公正、民主等政治价值,争夺政治制高点与评价权,提升国际话语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7期)



赵丽涛:网络空间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路径


  就当前说,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注重网络虚拟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一是“阵地建设”与“议题设置”并重。纵观我国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构历程,我们主要依靠抢占互联网阵地方式控制舆论走向,防止西方错误思潮的渗透和攻击。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迅速建立了官方主流媒体、政务“两微一端”以及政府机构的附属互联网公司等平台,新形势下掌握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应该注重“议题的设置”和“话题的引导”,通过提升网络议题设置能力增强意识形态舆论引导能力。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争夺的关键在于,根据受众的心理特征主动宣传引导,通过话题将网民吸引、聚集起来,进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力、说服力。二是以法治思维推进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积极建构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必须注重依法治网,加强法制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网络空间治理要高度重视和充分运用法制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依法治网。近年来,互联网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异常复杂,境外势力以及一些“意见领袖”公然挑战党的方针政策,攻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了牟取私立或吸引眼球,编造不实信息,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严重危害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反主流意识形态,恶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威胁政治安全与政权安全的言论要依据法律严厉制裁。特别是应该加速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建设,健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法规体系,依法治理涉及网络意识形态的反动言论、政治谣言、舆论暴力等问题。三是尊重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规律,创新宣传方式。从受众视角而言,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不能“自说自话”、单向灌输,要尊重受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考虑网民的利益诉求与接受习惯。一要网络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话语要紧贴现实,反映人们的利益诉求。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过程中,应该维护网民的切身利益,回应他们的现实诉求。二要做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范式的转换。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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