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埃里克·穆格勒(Eric Mueggler)|纸路 ——19世纪初期西方植物学家在西南中国的实践与体验(上、下)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10-20 17:23:28


【张亦农推荐】人类学家的作品虽然在业内是严肃的必读和必知,但是众所周知这些作品也常常是外界的笑柄,文学界以为其缺少基本写作素养,史学界以为其仅田野调查为据的写作不够严谨。但是Mueggler的作品可以说是个例外,继他广受好评的作品《野鬼时代》之后,《纸路》是他的又一部力作,2013年本书荣获环境人类学Julian Steward Award。

 

俗话说"文如其人",Muegller的作品与他本人的个性非常相关,他虽然是传统训练的人类学家,但是多样的学术背景和经历使得他的关注视角总是非常与众不同,更加难得是他独特的写作文笔,很多初读他作品的人类学专业学生都有些摸不着路数,正是因为他的作品并没有完全遵循人类学写作的规矩,甚至有时候给人错觉到底是不是在读人类学著作。

 

本文作者李晋博士系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候选人,当属最直接领会Mueggler作品的不二人选,这篇书评作品在目前没有本书中文翻译下的最详尽介绍,希望能够让中文读者看到人类学作品更加宽阔的领域与可能。


提要:《纸路》探讨的是20世纪初,西方植物学家与纳西族人的合作如何形塑了植物学事业在西南中国的实践,本文是该书导言的改编版,树立了全书的分析框架、历史背景与核心人物,聚焦于傅礼士、洛克这两位西方植物学家和以赵成章为代表的两代纳西村民。这两类实践者拥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历史意识,对地景和档案有不同的认识方式和体验。这些差异在人的亲密合作中碰撞、融合、互补。这些互动不仅让本土人的知识体系塑造了西方博物学事业的拓殖与建构,而且使帝国边陲成为理解这些互动的关键场所。这些故事最终证明大地是一种经由人与物、纸与路所编织和沉积成的社会存在。


关键词 地景;植物学;西南中国



1.

纸上的滇西北:标本与地图赵成章展开一张纸。


       这项事业离不开纸。每次出城时,他的骡队里总有一头满载着纸,粗糙、易透,原料是山腰下成簇生长的箭竹。当他经历数周或数月的苦旅返城时,身后的骡队满载着整齐的、用板条压实的纸包,每页纸中都有一株植物标本:绿绒蒿、茜草、报春花、龙胆、委陵菜、杜鹃花。他把包好的植物堆在院子里,压上石头。随后几天,他逐一打开草纸,凭感觉尽量调整标本的留白和比例,再把它们重新折进光滑的信纸。这种纸不属于本地的市集:它们要用火车、货船和牛车先从仰光运到中缅边境的八莫,再用骡队通过漫长的边路运抵这座边贸小城——腾越(今腾冲)。他把印有编号和雇主傅老爷英文名字的纸签贴到每株标本上。这些纸签是从爱丁堡寄来的,傅老爷自己的雇主就住在那儿。他把所有标本按每一百株打包,用当地绑草鞋的带子系紧,再裹上黄色的、仰光进口的英国油纸。他把这些包裹放入专门打制的木箱,他手下有个不错的木匠。他会把这些木箱发往八莫,每头骡子挂两箱。①


       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纸。在打包标本前,他每株都要与老傅商量。老傅做笔记,用掉了仰光运来的成捆的信纸。再早些年,他特意从爱丁堡拖来他的笔记本;在那儿时老傅喜欢边走边记,不过现在他主要待在腾越等人把这些植物送过来。在每天做账时,赵成章用的是一种普通的无线信纸,这种纸在腾越的市场和丽江就可以买到;丽江离这里有一个月的脚程。老傅写信时也用这种纸拟草稿,然后再誊写到进口的信纸。他还需要相当数量的相纸,而且总嫌不够:他在很多信件中焦急地催促雇主再多寄些相纸。即使是这种纸,刺鼻、光滑,也是由植物做的——是大地的片片肌理被碾碎、浸泡、过滤、压实。在家乡,赵成章看过年迈的东巴如何煮泡、打浆、抄造树皮,制成一片片厚实、耐磨的东巴纸,在上面抄写经书。他知道,这些经书中有很多描绘的是旅途,它们沿着一长串地名伸向这座边城和再往北数周才到达的高山——他曾和伙伴们探索过那些山脉,历尽辛苦。在他反复看过的葬礼里,东巴们会让手中的泥偶跨过一条长长的、绘制出的纸路,一幅向北伸向这些山脉的地图。


      这是1925年。他从1906年就参与这项事业。他徒步,采集标本,默记植物的特征——花瓣数量,叶片形状,绒毛类型,苞片或叶片上的鳞片——他思考在哪儿能够找到他还不知道的新物种。他向旅人学习一串串地名,聆听他们的故事,发现新的路线。他夜宿客栈、村落,用羊皮席地而卧,在同乡中雇佣队伍,在跋涉中日积月累。这些行走、寻找和采集最终全都落于纸——变成纸上的地名、清单、笔记、地图、日记、信件、账目和影像,变成折入纸中的标本和种子。对他而言,构成这片区域的是大地和他对大地的体验(experience)。但它也是一个纸做的东西,一个像现实的东西。


       他轻蘸墨水,小心翼翼,生怕坚硬的金属笔尖划破纸面。他勾出八条折线,从上至下,几近平行。最长的四条线在靠近顶端时尖锐曲折,呼应着北边的石灰岩群;它们在底部和缓得像是南边更平坦的山势。在山脉中间,他画了几条平行曲线,表示河流——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在左边,折入缅甸的是小江;在它下面,他画了龙川江的两条支流。沿着这些河流,他用整齐的汉字标注村落和山脉的名字。接下来他又画了一张地图,还有第三张,画的是一大片河流切割出的区域:向北沿怒江向上进藏区,向西到恩梅开江,向东至金沙江大拐弯,那是丽江城和他的村子所坐落的区域。


       卷放在屋内木箱里的是同一区域的其他地图。18世纪,丽江文人已经依据商旅和军队报告为一部官方方志绘制了地图②。地图的核心是丽江城,有护城河环绕在四周。但是这个城中心被挪到了右侧。地图左半部描绘的是这座古城西北方的广袤疆域,丽江帝国曾经的领土,怒江是它的西界。怒江的远侧是一片空白,有虚线标出“怒夷界”。这是明朝年间从丽江横扫四处的战争机器的止步之处,他们无法击败藏身怒江峡谷的傈僳人。


       1900年,为另一个帝国,印度大三角测绘项目(the Great Trigonometric Survey)出版了两张地图,在展示缅甸东北部的同时也包括了云南省的大部分区域,依据的是秘密行动的英军官员测绘的道路数据。大片区域是空白,尤其是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部分。怒江的部分流域和整个俅江也只是以推断性的虚线表示。1909年,该项目发布了一张改进后的地图,参考了戴维斯上校(H. R. Davis)的旅行报告,他与约克郡十九步兵团的50名士兵一起穿过了云南。③植物学家也绘制了地图。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学教授韩马迪(Heinrich Handel-Mazzetti)在一战期间用了五年时间考察云南,把自己的旅行线路绘成地图。他的地图包含很多印度版地图没有的信息,但是他用高度个人化的方式把地名转写成罗马拼音,有时难以辨认。赵成章研究过所有这些地图,用以标注他的行走线路,或是在地图上给老傅指明他发现新标本的地点。他还熟悉所有地图中最详尽的一种:一套仿若地图的文本(map-like texts)。他的家乡雪嵩村离丽江不远。和附近村落一样,他们都用优雅的象形文字来绘制长串的地名。


       赵成章正在绘制的地图与这些地图迥然不同。他徒手,依靠记忆绘制,既不测绘或尝试标注经纬,也不在意比例尺的精度。但是在很多方面,他的地图比其他那些地图都更全面,也以更丰富的细节描绘了这个地区中最偏僻、危险的区域。从风格上讲,他的地图沿用了18世纪丽江地图所代表的传统,但是不属于现代制图学知识的任何体系。它们既不是旅行者的指南,也不是管理者的工具。它们记录的是体验。有些线条浓缩的是在雪峰青影下数百日的跋涉所留下的记忆;有些线条记录的是对滑向西北方的山峰所投去的远眺。有些地名对他而言是生斯长斯的世界的一部分,熟稔得有如自己的名字;有些地名是他尝试翻译的异族舌尖上的声音,是从其他旅人口中偶听的虚言。在融入了对远山、近水、村落和道路关系的细致刻画后,这些地图轻巧的手绘风格以几分精确感,追溯了一个把雪泥鸿爪转化成抽象想象的漫长过程。


2.

赵成章


       赵成章或许是20世纪早期最多产的西方植物学勘探者。把他称为“西方”固非正确,但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便称,因为赵成章的工作是漫长的林奈主义事业的末端,这项事业让欧洲植物学家与其合作者们整理全球的植物种类以参与创造、巩固和解释殖民帝国。赵成章的家乡是光彩照人的玉龙雪山脚下的一个村落,汉语叫“雪嵩村”,纳西语叫“巫鲁肯”,纳西语是当地人的母语。他的名字反映了他的很多同乡对识字的向往:意思是言谈书写时出口“成章”。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孩子上学时起的学名。他肯定应该在雪嵩村旁由清政府开办的几间乡塾里受过至少几年教育,因为他的书写清楚而准确。④1906年到1932年,赵成章受雇于孜孜不倦的苏格兰植物采集家乔治·傅雷斯特(George Forrest)。赵成章叫他老傅、傅老爷、傅礼士、或傅子。在傅礼士七次云南考察的途中及间歇,赵成章为其网罗了一伙植物采集者,主要是他村里的亲戚和伙伴。在傅礼士的前两次探险里,这些人带他考察了玉龙雪山以及更靠西和北的一片区域。此后,傅礼士把营地先后设在雪嵩村、西边的腾越、或是澜沧江上游最西北端的藏式木屋里,赵成章和他的队伍从这些营地出发,按照第三或四人一组,外出考察,时间一周到两月不等。赵成章是这些考察的总参谋,他的任务是雇佣和付薪水给这些采集者,告诉他们去哪里或是找什么。他和一个六到八人的“特别小队”负责最困难的路段,去西北尽头的山脉或是更遥远的地方。总体算来,赵成章、傅礼士和雪嵩村民向爱丁堡皇家植物园(the Poyal Botanic Garden,Edingburgh)输送过数万株植物标本,几百件鸟类、蝴蝶、蛇和哺乳动物标本。这些植物中有几千种是科学界的空白,很多昆虫和动物也是一样的。超过150种植物在今天仍然被栽种,仅仅是杜鹃树种就杂交出了数百个品种。有超过192个属的植物被归于傅礼士名下。这些植物改变了不列颠群岛的园林景观。


       但是,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人记录过赵成章的全名。这个名字从未在其雇主留下的数千页文字中出现,傅礼士甚至没可能会知道这个名字。傅礼士叫他“Lao Chao(老赵)”。傅礼士的所有传记作者都沿用了这个叫法。⑤赵成章几乎没有留下过文字,他写给傅礼士的信已经全部佚失,他的名签在标本送抵爱丁堡后即被英文名签所替换。不过没有任何传记作者注意到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档案馆收藏的傅礼士信件里夹着两张中文账单⑥,记录着1925年傅礼士第六次云南考察时,六位雪嵩村民在三个月内的开销。每笔花销的前面都用两种历法注明了日期,然后列出了考察地点和累计的花销。开销主要用于饮食、工钱和雇佣骡队,但是村民们也买了一些有趣的物件——一把剑、一个箭袋、一些弓箭、还有野猪牙和鼠皮。⑦5月,何鲁丽和赵成章从南底河返回腾越,得到了每人七元钱的工钱。同时回来的赵堂光和李万云,得到的工钱是五元。傅礼士在账单空白处用蓝色铅笔做了注释。他把地名转写成罗马字母,把汉字替换成阿拉伯数字,又用自己称呼他们的方式标注了这些助手:何鲁丽是“Lao Ho”,李万云是“Lao Lu”,赵堂光是“Lao Sheung ”,赵成章是“Lao Chao”。制作这些账单的只可能是赵成章。除了三张地图外,这是仅有的留有他字迹的物品。


       我喜欢赵成章的地图,它用紧凑无误的书写平衡着流畅的曲线,就像在准确中融入洒脱和自信。探险家是在试图用这些地图表达自己如何感受这片复杂而广阔的地理,这是经年累月的苦旅所形成的经验。这幅地图(图2)是与怒江峡谷呼应的龙江的走势;沿着龙江西线向北行进时会路过这些村庄。我自己也曾见过云南农民们用同样写意的方式把村子边界及其所属山谷寥寥数笔就勾勒成线——熟悉得像是在描绘自家的院子。这些地图表明赵成章对整个滇西的记忆就像我对家中房间一样亲密。1910年左右,傅礼士为赵成章拍摄的一张照片捕捉到了这种融为一体的准确与自信。赵成章站在大理城的一座院子里,挺拔得有如身后的坊柱。他利落地穿着丽江特有的短衫、腰带、头巾和筒裤,双脚轻巧地站在石板上,但是又仿佛能透过草鞋紧紧地扣住那些石头。赵成章的站姿是一种舒适的平衡,双手叉腰,面容清俊。他散发出一种令人敬畏的镇定与自信。



图1滇西地图(1925),由赵成章绘制,傅礼士补注。⑧


        我喜欢这些地图还因为它们记录了一场对话。这场对话的焦点是腾越以北,怒江以西(图中标成怒子江或潞江)的两条平行河谷,龙江在这里分流。赵成章先是按照他感知的这些河谷的位置和它们相对于整个区域的方位绘制地图,发起了这场对话。傅礼士随后观看和辨认了这些地图,用钢笔和铅笔修改了其中的两份。图1所示地图至少体现了三个阶段的翻译。最早一次可能是这样的。傅礼士用一支黑色钢笔,把其中一些重要地名转写成拼音——北边是“Ching-mu-li(青木里山)”,西边是“Imaw Bum(取电山)”。不知道“Ching-mu-li”下面那个符号是否是他在努力写“山”这个汉字?强调这个地方,正证明这些地图与赵成章1925年的账单隶属于同一场对话,它们也被保存在一起。在账单上,傅礼士用可能是同一支笔圈出了“青木”这个词,这座山的简称。他在寄回国的信里也一直谈论着赵成章在青木的发现。⑨在第二遍观看这些地图时,傅礼士重新浏览了图1,用的是灰色铅笔。他在西边转写了更多的地名,在西北边的河谷里添加了几笔,然后把这两条重点河谷内外的村落和山名逐一编号。很多用灰色铅笔标注的名字和编号后来被抹掉了,表明这个步骤背后是一个更长的翻译过程。最后,傅礼士又一次浏览了地图,用的是蓝色铅笔,更加自信。他按照这张地图详细标注了图2,把图1里有编号的地方都标上了名字。这些举动表明四次云南考察仍然让他忌惮汉字。你可以想象赵成章正坐在旁边念诵这些地名,让他根据听到的读音添加罗马字母。傅礼士经常把同一地名标成不同方式支持了这种猜测——图1的“ching-mu-li”在图2里是“chimili”.正在操作的植物学家如果认识这些最简单的汉字的话,很难想象他还会犯这种前后不一致的错误。

 

图2明光峡谷地图(1925),由赵成章绘制,傅礼士补注。


        这场对话还有另一个维度。与赵成章的地图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张更小的地图,是傅礼士绘制的这两条河谷(图3)。这张地图局促、犹豫,没有赵成章那种精准而流畅的绘图。山脉在这张地图里是斜线,道路是黑色的实线,河流是淡淡的草线。整张地图紧紧聚焦于河谷,不像赵成章的地图有一种对全区的把握。这张地图的犹豫与局限有可能源于它在这场对话中所占据的位置:傅礼士是在把赵成章的知识翻译成自己的语言——是在理解听来的事情而非证明自己的知识。当我们把这张地图和赵成章的地图比较时,我们可以一眼看到赵氏的地图省略了道路。这很有趣,因为这些地图能证明的阅历都离不开行走,我们会觉得它们能提供的最重要的知识就是这片崇山峻岭所镶嵌的道路。但是这些道路可能已经显见到无需刻画,它们已经在狭长的河谷和一串串村落中不言自明——绘制它们就像在图顶标注“云南”一样是画蛇添足。但是在傅礼士绘制的地图里,路是这两条河谷的全部,是地图的核心。一条用黑色实线表示的路从地图外的腾越出发,向上穿过西侧的河谷,跨过中缅边境。它仿佛在问:“怎么走?”如果赵成章的地图讲的是这片土地的筋骨,傅礼士的地图讲述的是一种特定的、推探性的体验:它是在粗糙的试探中用路来描绘一条可能的旅途。



图3明光峡谷地图(1925),由傅礼士绘制。


        这场对话体现了两人之间的张力。赵成章的任务是把他对标本的体验创造成表述(representations),谈论标本,谈论路、地图、线条、姿态。傅礼士的工作是理解表述,翻译它们,把它们重铸成分类法(taxonomies)的素材和新的分类。但是赵成章总是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分类上升到抽象层面,他的地图证明了这一点。傅礼士会以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方式借用这些抽象,然后在地图上努力标定植物和地点,叠加它们,用叠加出的结果去揭示分类法的空白。他永远不会承认这些借用。他的事业要求他绝对相信皇家植物园、印度测绘局、皇家地理学会等帝国机构是裁定分类的唯一权威。不管怎样,这是定义两人关系的关键问题:如何感知大地并把这种感知在帝国档案中加工成对大地的表述?如何表述大地并用这种表述来指导对大地的感知?如何在体验和档案之间反复趟过这个复杂、模糊、充满权力、而又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地带?


3.

作为社会关系的地景


       何为地景(landscape)?滇西地景对赵成章来说,或许就是他体验到的大地的“文化图象”(cultural image),这些图象构成了行走、观察、采集等日常行为的轴心。但是相比于“文化图象”,各种把地景搬到纸上的行动才更像是行走、观察和采集的轴心:因为如果有“图象”,它们本身也要在这些行动中生产。在以实体方式出现时,他的体验只能以纸的形式留存。他的地图留住了他的个性——不仅是使他成为一位杰出探险家和采集者的专注、坚韧和良好的记忆力,也包括他在相片中显露出来的踏实和领导力。当他制作纸质的云南时,他也是在制作着他自己:制作着他惯有的态度,惯有的感受,甚至也包括他那如铁的身躯。但是这不是一场孤旅,所有这些把大地搬到纸上的努力都需要在对话中实现。就最直接地看,这些行动需要与雇主交谈。这位雇主同样要把自身写入其间的每个步骤,要让这项事业帮助自己实现那个毕生的计划:从一个坚强的、工人阶级出身的流浪者,成长为一个荣誉满身的皇家园艺协会会员。正是在许许多多这样以遭遇和自我形塑为目标的计划中,滇西地景成为了一种社会关系。


        任何地景比起图象或表述都更像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们想象社会关系联结起一些拥有自主性(autonomy)和能动性(agency)的参与者,不管这些自由在本质上是促狭还是舒展。傅礼士和赵成章生产的地景把很多参与者连接在一起:四海为家的植物学家和植物采集者,他们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雇主,他们在雪嵩村和英国的亲友,这是一些最近的圈子。其他一些重要的组成者是这些探险家和他们的队伍走过的险坡、栈道、草甸和峡谷,他们是从它们身上才创造出大量标本、文字、地图和影像。这些组成者同样具有自由和能动的形式。它们坚定的实体存在,塑造了赵成章在每一刻的体验,这就是它们的自由。长期生活在这片胜景中的每个人几乎都要赋予高山以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能动性,想象它们是神灵;也都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溪流和泉水,把它们想象成等级较低的神灵。在这儿,通过它的奇绝、艰险,和它在根本上的破碎性,大地为一种极为丰富的动植物生命和异常多样的人世之道创造了条件。在所有试图拾起、表述和抽象它的尝试中,大地保留了自己的能动性,而且它有力地塑造了自己被理解的方式。相比起世上的大多数地方,在此地把地景当做一种社会关系就是把大地看作是一种社会存在(the social being of the earth)。


       如果一个地景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在形式上像是档案(archival)。地壳在时间中的运动并不像大多数生命运动那样是进化的——它是积累的(accretive)。而且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书写起,文本就是积累大地躯体的一部分。一个地景是依靠沉淀、侵蚀、抬高、喷发、形变所产生的特定的积累结构而成为这个躯体的一部分——是这些力量把大地的不同图象折向它自身。在地景生长、变化、消逝的同时,我们在沉淀物中寻找、筛检、拼合,又从其他方向推进这种积累。思考地景的档案特点就是拒绝从最教条的角度理解表述:不再把世界放在彼岸,把世界的图象放在此岸,然后把感知视为两者间成问题的纽带。我们要看到表述总是会折回世界——是构成它的质地(substance)的一部分。


4.

档案和体验


         本书讲述的是一些漂泊的植物学家把大地搬到纸面和纸间的方式——采集、书写、摄影。如何制作纸制的地景?这种制作如何创造、调动和改变社会关系?这些活动如何把大地变成社会存在:它们如何重塑大地或重塑那些参与人际社会关系的人以外的生灵?这本书的核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隐喻:把大地比作一部能够被阅读、复制、置换、改写或重新书写的书籍。这个隐喻有一个升华,在它随处可见的形式里,行走被关联于运笔,身体被视为阅读和书写“地理之书”的中轴。一个地景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的、把大地铺向纸面的过程。我们用纸刻写对大地的感知,以储存、管理、解释、整理、交流或从中创造价值。我们又在命名、筹划、建造、排序和管理的同时把这些纸折回大地。作为分析概念,地景串联起这些要素:地与纸,体验与档案。本书探索的是内在体验与抽象档案之间的接合地带,身体的行走和笔的书写都在这里发生。


      《纸路》讲述的故事是跨越20世纪前半段的一组特殊的遭遇。这些遭遇的起点是1906年傅礼士踏上狭小、贫穷的雪嵩村主道,雇人带他探索附近高耸的山脉。这些故事的终点是1950年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洛克(Joseph Francis Charles Rock)在滇西北解放之际与村民们匆匆告别,飞往印度。从1906年到1950年,两代雪嵩村民在中国西部为西方植物园和科学机构寻找高山植物。第一代考察者有25到30人,他们强壮、灵巧、见多识广、敢于冒险,在赵成章的领导下受雇于傅礼士。在傅礼士的七次云南考察里,他们在滇西北的千沟万壑中寻找高山植物。第二代的12个人是第一代考察者的儿子或侄子。这些人游历了云南北部的所有地区,在甘肃和今天的青海高原有过漫长而艰险的跋涉,还考察了四川西部的贡嘎山和亚丁,雇佣者是洛克。最终,洛克从植物学转向了一种带有他个人色彩的考据人类学,用毕生精力来研究和翻译一种他在雪嵩村及附近村民家中发现的古老经卷和它们记载的古怪、美丽的象形文字。很多雪嵩村的年轻的探险家们成为了帮助他的收藏者、伙伴、翻译和作者。


         本书探究的是从这些合作中流出的一串串标本、笔记、日记、信件、相片、仪轨、手稿、文章和书籍。它们组成的延绵之流是“空间史”(spatial history)的结果,这是我从极富开创性的保罗·卡特(Paul Carter)研究澳大利亚探险家和开拓者的作品中学到的词汇。换句话说,这个延绵之流以个人体验的空间性为起点:身体的、双手的、双眼的,它们沿着刻在大地和纸面上的线条移动。不过,这个延绵之流会更进一步。我分析的所有这些活动都会在更抽象、更笼统的层面把个体的空间体验转化成为眼中的想象(vision),勾画这一延绵之流所处的大地和社会生活。赵成章的地图是这种转化的结果:它是试图从20年的艰难体验中对一个地区做出笼统的描绘。大地正是在这些抽象的努力中才最有力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本书接下来的章节捕捉的正是这些转换如何在日常体验的偶然与异质中生成。


       卡特指出,空间史的主题“不是实体的客体,而是文化的客体(cultural object)……是文化在宣称自身存在时借助的空间形式与想象”。(P.xxii)虽然空间史密切关注空间和语言,但是在这种架构下它的最终目标也只是发现一种“文化的客体”。我就算想也无法在书中实现这个目标:我研究的这个地景在性质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汉、藏、缅的交界地带不受任何一套“空间形式和想象”的刻写和组织。它们是多种文化、语言、帝国、经济生产形式及政治组织形式的交叉地带。本书讨论的若干遭遇,全都沿着与这些地景交错的“路线”(paths)展开。这些路线有不少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在地图、文本、分类法、或是寺庙壁画中得到反复的刻写。走在这些路上的西方植物学家起初很坚定,支撑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文化所提供的确定性。但是很快,他们变得不那么确信,因为他者的视域改变了他们的体验。他们的合作者在与他们同行时让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屈从于雇主的意愿,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脑海中存在的是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从行走、凝视和采集中组织体验的方式;不同的与大地和其他物种搭建社会关系的方式。这些方式中有一些最终随着纸流向了西方。


注释:

①关于赵成章打包标本的叙述,摘自G. Forrest:“Notes on Collecting,” in “Field Notes, 1904, 1906, 1911,” Forrest Collec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 (以下简称RBGE).

②管学宣、万咸燕:《丽江府志略》,1743.

③这幅地图和戴维斯的旅行报告,均收录于H. R. Davies, 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9.

④丽江地区的官办和私立乡塾,参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676-85页。

⑤傅礼士传记有三本:John Macqueen Cowan, The Journeys And Plant Introductions of George Forrest, V. M. 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Scottish Rock Garden Club, George Forrest, V. M. H., Explorer and Botanist, Edinburgh: Stoddart & Malcolm, 1935; Brenda McLean, George Forrest, Plant Hunter. Edinburgh: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2004. 

⑥这些账单收藏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档案馆傅礼士档案集。它们没有注明年份,但是通过比较所标日期的公历和农历,可以知道那时是1925年。参见Edward M. Reingold and Nacham Dershowitz, Calendrical Tabulations, 1900–22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2. 

⑦傅礼士在空白处注明“Bamboo rats(竹鼠)”,但是对雪嵩村民而言,就是一般的老鼠。

⑧本文所用地图,均系英国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藏品。

⑨见Forrest to William, February 26, 1925; Forrest to Williams, April 9, 1925; Forrest to Williams, July 19, 1925, all at RBGE. 

借用克斯格罗夫(Cosgrove)和丹尼埃尔(Daniel)的地景研究中的界定。

E.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London: Marston, 1898. 

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8; John Gascoigne, Science in the Service of Empire: Joseph Banks,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Uses of Scienc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40–42.

“Letter of appointment to Robert Fortune, 1842”, 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 Quoted in Tyler Whittle, The Plant Hunters, Philadelphia: Chilton Book Company, 1970, p.187. 

范发迪在其《中国领事》一书中列出了所有的这类领事(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74. P. D. Coates, in his 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斯坦利·赖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 书中详细解释了中国海关税务司署的运转情况,这个1854年建立的机构主要用于监督各口岸的贸易(Stanley Fowler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W. Mullan, 1950)。

昆明、腾越和思茅领事馆保留了很多通信说明了马嘉理及其被刺杀所引发的外交危机,参见Foreign Office, Public Records Office, Kew。关于谢立山,参见E. Bretschneider, History, pp.767–71;以及A. Hosie, 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London: G. Philip & Son, 1890; On the Trail of the Opium Poppyi, London: G. Philip & Son, 1914. 关于韩尔礼,参见E. Bretschneider, History, pp.774–94; Ernest Newlmers and William Cuthbertson, 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 Dedications, 1827–1927,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931, pp.298–300; Henry, Notes on Economic Botany of China,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3. 三人的小传参见E. H. M. Cox, Plant Hunting in China,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ant Myint-U, The Making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98–218。关于这些军事、绘图和民族志探险的更详实的解释,参见 Dorothy Woodman, The Making of Burma, London: Cresset Press, 1962. 

陈宗海:《腾越厅志》(1887)

腾越领事1908年向外交部提交的报告提到了这些商品,见“Report on the Trade of Tengyueh for the year 1908, by Mr. Archibald Rose, H.M. Acting Consul,” Foreign Office 228/1733, PRO。麋鹿物种及其在中国的分布,参见 Colin P. Groves, Yingxiang Wang, and Peter Grubb, “Taxonomy of Musk Deer, Genus Moschus (Moschidae, Mammalia),”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15, no. 3 (1995): 181–97. 

法勒对自己两年甘肃之旅的描述参见Reginald Farrer , The Rainbow Bridge, London: E. Arnold, 1926; On the Eaves of the World, London: E. Arnold, 1917. 法勒死于滇缅边界,他的同伴考克斯叙述了这次探险,参见 E. M. H. Cox, Helen T. Maxwell, Farrer’s Last Journey, London: Dulau, 1926。法勒的传记,参见 Nicola Shulman, A Rage for Rock Gardening: The Story of Reginald Farrer, London: Short Books, 2002; E. M. H. Cox and William T. Stearn, The Plant Introductions of Reginald Farrer, London: New Flora and Silva, 1930。

关于沃德,参见Erik Mueggler, “The Lapponicum Sea: Matter, Sense and Affect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Southwest China and Tibe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7 no. 3 (2005): 442–79; “Reading, Glaciers, and Lov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Southwest China and Tibet”,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44, no. 4 (2005): 722–53. 他的传记,参见 Charles Lyte, Frank Kingdon Ward: The Last of the Great Plant Hunters, London: J. Murray, 1989. 沃德的其他传记包括他的妹妹温菲尔德·沃德所写的未出版的手稿,参见Winifred Kingdon-Ward, “The Flower Chief”, in the archives of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 Kew. 沃德根据他的旅行写了20余本著作和近600篇文章,全都收录于Ulrich Schweinfurth and Heidrun Marby Schweinfurth, Exploration In the Eastern Himalayas And the River Gorge Country of Southeastern Tibet: Francis (Frank) Kingdon-Ward (1885–1958) ,Wiesbaden: Steiner, 1975. 

傅礼士父母和早期生活,参见McLean, George Forrest, pp.16–20。

Balfour to Forrest, September 1, 1903, RBGE.

见Forrest to Balfour,February19,1904,RBGE。这一段的传记信息,参见本文注释⑤.

关于威尔逊,参见Ernest H. Wilson, A Naturalistin Western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1913.

关于胡克在锡金和尼泊尔的探险,参见W. B. Turrill, Pioneer Plant Geography: The Phytogeographical Researches of Sir Joseph Dalton Hooker. The Hague: M. Nijhoff, 1953; W. B. Turrill, Joseph Dalton Hooker,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1963; Ray Desmond, European Discovery of the Indian Flor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J. Hooker, Rhododendrons of Sikkim-Himalaya, London: Reeve,1849; J. Hooker, Himalayan Journals, London: J. Murray, 1855.

关于布雷,参见Brenda McLean, A Pioneering Plantsman: A. K. Bulley and the Great Plant Hunters, London: Stationary Office, 1997。

Bulley to Balfour, April 28, 1904, RBGE.另见Mc Lean, George Forrest。

傅礼士在给克莱尔和巴弗尔的信里提到了茨菇的攻击(Forrest to Balfour, October 1, 1905, RBGE; George Forrest, “The Perils of Plant Collecting”, Gardener’s Chronicle, May 21, 1924, 325–26; May 28, 1924, 344.)。丽江知府向腾越道台石鸿韶报告了这一事件(Foreign Office 228/1604, PRO)。关于藏人攻击阿墩子和茨菇天主堂的更详尽的叙事,以及清军的镇压和赔款,参见杨学政:《云南宗教史》,昆明:昆明人民出版社,1999,374-375页。另见 William M. Coleman, “The Uprising at Batang: Kham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and Tibetan History”, in Kamps pa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ed. Lawrence Epstein, Boston: Brill, 2002, pp.31–56. 

这些早期生平参考Alvin Chock, “J. F. Rock, 1884–1962”, Newsletter of the Hawaiian Botanical Society 2, no. 1 (1963): 1–13; S. B. Sutton, In China’s Border Provinces: The Turbulent Career of Joseph Rock, Botanist-Explorer, New York: Hastings House, 1974.

Joseph Rock, Diary, September 14, 1913, RBGE.

Joseph Rock, The Ornamental Trees of Hawaii, Honolulu, 1917;“The Ohia Lehua Trees of Hawaii,” Hawaii Board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Botanical Bulletin 4 (1917): 1–76; The Arborescent Indigenous Legumes of Hawaii, Honolulu, 1919; “A Monographic Study of the Hawaiian Species of the Tribe Lobelioideae, Family Campanulaceae,” Bernice P. Bishop Museum Memorial 7 no. 2 (1919): i–xvi, 1–395; The Leguminous Plants of Hawaii: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Native, Introduced and Naturalized Trees, Shrubs, Vines and Herbs, Belonging to the Family Leguminosae. Honolulu: Hawaiian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 Experiment Station, 1920.

Chock, “J. F. Rock.”

洛克写给费尔柴尔德的信存放在美国匹兹堡植物学档案亨特研究所(Hunt Institute for Botanical Documentation, Pittsburgh)。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598-600页;Volker Grabowsky and Andrew Turton, The Gold and Silver Road of Trade and Friendship,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3, pp.173–193. 

Rock, Diary, February 23, 1922, RBGE。

Rock to Fairchild, March 24, 1922, Hunt Institute.

Francis Kingdon Ward, Diary, March 24, 1924, Royal Botanic Garden, Kew.



5.

开拓中国西部:植物学家的实践


       欧洲人自17世纪起便开始在中国搜寻园林植物。很多耶稣会传教士往巴黎运送了大量标本和种子。1757年,清政府把对欧贸易限定在广州。这座城市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一直是欧洲博物学事业在中国的唯一中心。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 at Kew)和伦敦园艺协会(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1861年发展为皇家园艺协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都雇佣了博物学家到广州去寻找植物和学习园艺技巧。皇家协会主席和皇家植物园顾问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1743-1820)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广州工厂招募人手,他派这些人去寻找科学界未知的植物,并把标本、种子和活体植株寄回皇家植物园。班克斯让博物学家加入马嘎尔尼使团(1792年)和阿美士德使团(1816-1817),这是罕有的在中国内地采集动植物的机会。鸦片战争(1840-1842)和《南京条约》(1842)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香港等口岸周围开辟了新的地带。伦敦园艺协会随即雇佣了老道的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21-1880)到中国南部收集树种、标本和活体植株。福琼的旅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后来四次来中国,很多动植物收集者追随他进入中国腹地。


       欧洲列强很快为贸易和博物学建立起一套新的流转体系:一套依靠英国领事馆和海关税务司署组成的网络。到1880年,英国已经在中国的20多个城市建立领事馆,雇佣了200多雇员。税务司署雇佣了600多欧洲人,其中三分之二为英国人。这些官员不少以植物学为消遣和爱好。接替班克斯的约瑟夫·胡克爵士(Sir Joseph Hooker,1817-1911)同样也利用自己作为邱园主管的政治影响力来支持博物学在中国的事业,他请求外交及联邦事务处派遣有志于植物学的年轻人前往领事馆工作。这之中包括后来在云南采集兰花时遇难的马嘉理(Augustus Margary),撰书论述蜡虫养殖和白蜡生产的重庆领事谢立山(Alexander Hosie),在偏僻的四川宜昌搜集大量植物并成为中国山地植物权威的韩尔礼(Augustine Henry)。领事馆和海关房屋是植物学家在中国采集时最舒适、便利的落脚点。除了园林协会外,他们也越来越多地为私人公司和财团工作。


      中国的植物是当时大量发现的新物种的一部分,它们在巴黎、邱园、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等植物学重镇挑战并推动科学家创建新的分类体系。但是中国植物也是巨大的商机。1851年建立的水晶宫模仿的是花房。在那里举行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像是年复一年的切尔西花展的加强版,它想要展示的伟大的商品奇观也是以园林植物为标板。“就像达尔文时代被驯化的物种,”托马斯·理查兹(Thomas Richards)赞叹道,“水晶宫里的商品代表着丰富与多样,它们很难被直接的秩序框定。整个世界的植物在苗圃中受到良好的看护和细心的培育,它们已经丰富到让人很难区分某个差异到底是个体差异还是代表了物种最微妙的多样性。它们已经……生机勃勃到喧嚣的程度。”(P.27-28)园林植物在无限的新颖与丰富性中,展示着英帝国在异邦的每个角落和更大的世界。它们是在博览会后的数十年里改变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家居空间的流行商品的范例。


      19世纪晚期之前,几乎所有中、英贸易都要走海路。1886年,英军吞并了上缅甸。1897年,英人控制了掸邦、佤邦的大部分国家和伊洛瓦底河流域。清政府签订条约让腾越成为英国的通商口岸。腾越商人的生意往返于云南和缅甸。随着领事馆和海关的建立,这个新的通商口岸为英人的直接剥削打开了通道。


        同世纪早期,法国传教士已经在云南腹地建立起一套天主教的传教网络。很多法国牧师长期生活在云南,有几位成为多产的植物采集者。腾越的商路使英国人有可能在科学勘探、传教和殖民扩张等方面与法国人竞争。地图测绘者、地理学家、矿业工程师、军事勘探者的考察范围从八莫一直覆盖到腾越,然后向东扩展到大理或更远的地方。植物学家闻风而至。厄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为英国种子公司维奇父子(Veitch and Sons)和哈佛阿诺德植物园(Havard Arnold Arboretum)在中国中部和西南进行了几次成功的考察。著名的高山植物采集者雷金纳德·法勒(Reginald Farrer)先是在1914至1916年考察了甘肃地区的山脉,然后在1919年考察了滇缅边境,结果在考察中死于痢疾。孜孜不倦的弗朗西斯·金顿·沃德(Francis Kingdon Ward)在滇西北、藏东南和缅甸东北部先后进行了12次考察,从1911年直至1958年去世。一战时被困在中国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从1913年到1918年一直在云南和川西游历。殖民学校校长弗兰克·拉德洛(Frank Ludlow)和他的退伍士兵朋友乔治·舍利弗(George Sherriff)从1934年到1949年多次考察藏东南。在这一林奈主义事业的晚期发展中,傅礼士和洛克是最成绩斐然的植物学家。


图4赵成章。


6.

傅礼士


        傅礼士成长于苏格兰福尔柯克和基尔马诺克的工业镇。父亲乔治·弗雷斯特(George Forrest,父子同名)是铁匠的儿子,母亲玛丽·贝恩(Mary Bain)是水手的女儿。这个家庭深信莫里森派(Morisonian),傅礼士唯一的兄长詹姆斯成为了该教派的牧师。这个教派是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的分支,它反对苏格兰教会(Church of Scotland)的主流教义,宣扬耶稣为所有非信徒和信徒赎罪。莫里斯派和自由教会的其他分支支持向海外传教。他们的所有成员都像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描述的英国浸信会那样拥抱一个跨种族的世界性的宗教大家庭。这些早期的宗教教育或许是傅礼士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他在中国的纳西和藏族助手的原因。


       傅礼士12岁时,全家人跟着詹姆斯搬到了基尔马诺克。父亲在他16岁时去世。18岁毕业时,傅礼士开始为一家药剂店工作。他在那儿工作了六年,内容是晾晒草药和打包胶囊。一个舅舅留下的50镑遗产给了他逃离的机会:他用这笔钱去了澳大利亚,在新南威尔士淘金、放羊,一事无成。在继承了另一个舅舅的一小笔遗产后,他回到苏格兰,与母亲和姐姐住在一起。没有工作的他为一个格拉斯哥博物学协会在北埃斯克山谷(North Esk Valley)采集标本。在一次捕鱼途中,他发现一个装有人骨的石匣,于是将之送到爱丁堡的国立古董博物馆。博物馆馆员约翰·阿伯克龙比(John Abercromby)跟着他返回现场,最终撰写了一篇论文,讲述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三个古代石棺。在苏格兰博物学圈子中颇有人脉的阿伯克龙比喜欢上了傅礼士,他写信给爱丁堡植物园的皇家馆员艾萨克·贝利·巴尔弗(Isaac Bailey Balfour,1853-1922),问他是否听说有学会正雇人去海外采集植物。巴尔弗没有他想要的消息,但是他为傅礼士提供了一份园丁的工作。在皇家植物园,他制作植物标本,追求植物园同事克莱门蒂娜·特蕾尔(Clementina Trail),不断央求他眼中的“教授”巴尔弗帮他找一份去海外采集植物的工作。


       19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园林公司一度是维奇父子。1840年开始,这家公司派遣的植物学家逐渐遍布整个世界。1899年,公司让威尔逊沿着缅甸到腾越的新公路进入云南和四川。威尔逊从云南一直走到长江边的宜宾,在四川,他不但往国内寄回了305种植物的种子,而且用沃德箱带回了数百件植株,以及906种植物的标本。从1903年到1914年倒闭前,维奇公司的种子目录里一直有彩刊向人们介绍中国西南的新物种。不像过去的发现集中在南方沿海的亚热带地区,新发现的植物可以直接在英国栽种,无需温室。它们很快就成为民众花园里的新宠。


       在威尔逊满载而归之后,维奇公司的领导认为中国很难再找到新的赚钱物种。这显然太缺乏想象力。截止到1900年,英国领事馆雇佣的韩尔礼已经往邱园寄送了158,000件标本,这些标本的主要产地是四川。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让·马里·德莱尼(Jean Marie Delavey)、谭卫道(Armand David)和让·安德烈·索雷(Jean André Soulié)也在四川为法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收集了了数千种标本和种子,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30种新的报春花。在爱丁堡植物园的巴尔弗看来,这些发现证明在威尔逊探索过的中国中部和约瑟夫·胡克爵士在1848到1851年详细介绍过的喜马拉雅山西麓之间,一定还有非常丰富的高山植物。巴尔弗有个老朋友,叫亚瑟·布雷(Arthur Bulley)。他在听说云南有可能是一座耐寒高山植物的宝库后非常兴奋。1904年,维奇公司在推销中国植物上的成功启发他成立了自己的商用苗圃,阿比公司(A. Bee and Co.,取自他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他写信问巴尔弗是否有认识的植物学家能让他派去云南。巴尔弗当然有人选:“有位优秀、勤勉、可靠的人”已经在爱丁堡植物园接触了全世界的植物。1904年5月,傅礼士和布雷以年薪100磅签订了三年的合同。他在与特蕾尔订婚后,扬帆前往孟买。


        傅礼士乘客轮去孟买,乘火车去金奈,乘小艇去仰光,再沿伊洛瓦底河乘蒸汽船上行至八莫,他风风火火地置办补给,雇佣骡马车夫,再乘骡子拉的火车去腾越:这些花了他三个月的时间,这在今后将是他最熟悉的线路。在腾越,英国代理领事列敦(G. Litton)带着他初访滇西北,从大理到中甸兜了个大圈。傅礼士自己又旅行过两次,第二次去的是有法国传教士驻扎的澜沧江边的茨菇。他刚到茨菇就赶上巴塘喇嘛带着一小队藏军,为了报复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侵略西藏,沿澜沧江攻击天主教会。教士余伯南(Peres Dubernard)和蒲得元(Bourdonnec)带着他落荒而逃。一起逃跑的还有个藏族天主教徒,叫根敦或安敦,他在日后将成为最有成就的滇西北植物考察者。两个传教士在路上遭人杀害。傅礼士和根敦挣扎着逃向澜沧江下游,食不果腹、伤痕累累、衣衫褴褛,他们最终在叶枝乡附近获救。领事馆甚至已经向傅礼士的母亲和姐姐通报了他罹难的消息。这之后不到三周,傅礼士就再次跟着列敦前往艰险的怒江上游,随后又去了大理和丽江,在玉龙雪山与雪嵩村民度过了整个夏天。第一章“他者之眼”讲述的是这第一次考察。这一章主要关注傅礼士如何感受英帝国的种族原则,如何厌恶中国人对他的凝视,又如何试着与雪嵩村里的纳西人达成默契,因为他觉得纳西人的注视方式让他感受到一种纯洁的人格。


        回到苏格兰后,傅礼士迎娶了特雷尔,继续为皇家植物园里挑选、整理、记录他的标本。很快,阿比公司要雇佣他再做一次考察。这次出行在一年后因傅礼士不满布雷未按时付款而腰斩。在这之后,傅礼士的考察资金主要来自一些富有的园林家组成的财团。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察时,傅礼士开始在巴尔弗的帮助下寻找杜鹃属的起源和中心,这项计划会持续近十年。他与云南地景的遭遇在根本上是要回到差异带来的问题和可能:植物物种和多样性的激增,使他看不到到底投入多少心力才能在现实中搞清某一物种。杜鹃的起源和中心能够保证把散乱的差异凝聚在一点。在那里,感知将不再需要在经验层面处理无休止的物种和无休止的细节。整个杜鹃属,以及他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卷入,都能被放到一个统一的视域下理解。


       赵成章和雪嵩村的植物学家在这项计划里是非常积极的助手。在遇到傅礼士之前,他们就非常了解植物,他们对旅行、考察和冒险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但是这些证据在性质上决定了我们无法从中推知这些知识形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傅礼士的工作。第二章“农夫与国王”将关注其中一些间接证据。我将描述纳西人在历史上如何因为征讨而散落在云南的西北部。我注意到这些征讨的覆盖区域刚好与赵成章及其亲属和同乡们考察的区域重合,即便傅礼士经常想让他们去考察其他地方。这些旅途中生产出的纸制的地景与另一种档案遭遇:众多由东巴象形文字绘制的礼仪典籍。第三章“纸路”将尝试讨论这些东巴文献。当雪嵩村的人们埋葬死者,清扫房屋,诊疗亲友时,他们会聆听东巴们阅读这些经典中那些记载祖先神鬼之路的经文。这些记载中最有名的是一条把死者带回到祖灵之地的路。这条路指向西北,在植物学家最努力寻找杜鹃起源的地方上升至神界。第四章“金山门”将比较傅礼士的书信与这些经文,我想要推测东巴象形文字所蕴含的对大地的引导是否有可能已经塑造了这项旨在描绘云南植物分布的现代科学计划。


        傅礼士在这项计划中一直与巴尔弗通力协作。利用傅礼士的标本和说明,巴尔弗创造了一套新的分类杜鹃属的方式,他把整个杜鹃属根据有无芽鳞以及叶珠在显微镜下的形态分为有鳞和无鳞这两类。他的工作为后来区分约900种杜鹃奠定了基础。当巴尔弗在1921年过世后,傅礼士停止了对杜鹃起源的探寻。傅礼士最终在一次狩猎野鸡时因为心梗死于腾越。他死后,赵成章继续打包他们在最后一次考察中找到的标本。这一次,傅礼士再没有机会用英文标牌代替标本剥制师亲自手写的中文标牌:这些仍然收藏于特灵博物馆的标牌也是那些曾为赵成章和傅礼士工作过数十载的纳西人所留下的唯一字迹。


图5滇西北地图,由管学宣和万咸燕制作,《丽江府志略》,1743。


7.

洛克


        他8岁从家中逃走,18岁后永远离开。他的父亲弗朗茨·洛克(Franz Rock)是普托基伯爵(Count Potocki)在维也纳冬宫里的男仆。洛克的母亲弗朗西斯卡·霍福尔·洛克(Fransiska Hofer Rock)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之后是姐姐丽娜(Lina)一直在照顾她。洛克的父亲希望他成为牧师,但是他的理想是当海军。他在完成文理中学后直接出走,在欧洲和北美流浪了四年,囊空如洗。1907年,当他乘船前往夏威夷时,口袋里只剩下一枚金币。


        他爱上了那些岛屿,那些奇幻的森林,那片波光粼粼的海面。他在檀香山的一家私人中学里教授拉丁文和博物学,用惊人的速度系统自学了植物学。他说服夏威夷林业局雇他成为当地仅有的植物学家,任务是为地方特色植物修建一座植物园。1911年,林业局把欣欣向荣的植物园连同这位创建者一起移交给了夏威夷学院(the College of Hawaii),即后来的夏威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awaii)。洛克游遍了每一座岛屿和高山。在可爱岛(Kauai),他看到年迈的农场主弗朗西斯·盖伊(Francis Gay)制作了一套植物图鉴。每一页都是用溅印的方式把植物先放在纸上,再洒上颜料。这套图鉴囊括了可爱岛上的每一种植物和夏威夷人对它们的称呼。今后,洛克会发现自己难以抵御这种制作精美的由纸和植物、图像与文本、或是名称与叶片叠成的册子。191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夏威夷岛屿的本土植物》(The Indigenous Trees of the Hawaiian Islands)。书中提到的300种植物全都标定了夏威夷人的叫法。帮他最多的是盖伊,在洛克那些鲜为人知的合作者中,盖伊是最早的一位。


       1919年9月,他登上一艘客轮,目送夏威夷群山消失在海面。他一直在为这件事攒钱:他的“环球之旅”。他将为美国农业部收集植物,然后把夏威夷的植物标本带到欧洲和亚洲与那里的植物园交换。人生第一次,他开始写日记。


        回到夏威夷学院,他出版了五本与树有关的专著。他想要一座纸做的植物园;利用文字和照片来记录每个科的每种植物,制作一部涵盖夏威夷岛所有植物的图册。他被分进了学院的土建委员会。他种了500棵树,还有灌木,用的都是他自己采集的树种。不过他无法停止行走。他不在时,夏威夷学院没有咨询他的意见,就擅自决定把他的植物馆从他狭小的办公室搬到主教博物馆(Bishop Museum)。(P.44)激怒这个敏感灵魂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无视或忽视他的意见:他决定离开夏威夷,永不回来。他和他的助教用了6个月的时间整理了植物馆的每株标本,又在他们绘制的校园地图上标出所有植物,编好号,再按照编号做出树名的索引。(P.16)在这之后,1920年5月,他乘船前往旧金山,希望在美国本土找到一份植物学家的工作。


        1910年,在莫洛凯岛(Molokai)搜索木果棉属树木时,他闯入了一个由夏威夷国王卡美哈美哈五世(King Kamehameha V)在1865年建立的麻风病社区。这个社区在一个半岛上,高崖把它和岛的其他部分分离,出入只能靠海路。20世纪40年代之前,夏威夷岛的所有麻风病人都被会送到这儿。达米昂神父(Father Damien de Veuster)从1873年到1889年去世前一直在此处工作。这次遭遇后来会影响到洛克如何想象中国:封闭的社区,特殊而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的贱斥。1915年,这个社区的病人在檀香山的卡里西麻风病医院(Kalihi Leprosy Hospital)帮助测试一种从印、缅大风子果(属于大风子属)中提炼的精油。在20世纪40年代砜类药物出现之前,从这些精油中萃取的酯化物一直被用作治疗麻风病。大风子的种子在19世纪初就已流入国际市场,但是相当昂贵。1920年,洛克去华盛顿拜访大卫·费尔柴德尔(David Fairchild),美国农业部种子与植物引进司(Division of Foreign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司长,说服费尔柴德尔资助他到缅甸采集足够多的大风子种子,再把它们带回到夏威夷建立一座种植园。“他在汇报提案时眼含热泪,”费尔柴德尔事后写道。(P.372)1920年秋天,洛克乘船到曼谷,从那里乘火车去清迈。他带着自己的翻译、厨师和“男仆”,顺着湄平河一路向下,先是翻过山区到达缅甸港口毛淡棉,再从那里乘火车去仰光,最后进入上钦敦江地区。他找到了很多大风子树,一开始没有种子,等他们再往山上爬得高一些,就满是种子。他把树种寄回华盛顿,继续前往加尔各答和阿萨姆邦。他把自己的旅行见闻卖给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获得了大笔稿酬。美国农业部延长了他的合同,派他去云南寻找“经济植物”,特别是橡树、栗树、核桃、梨树和李树等抗疫病的树种。他这一走就是30年,直到丽江解放时才归来。


        我不认为在他感受远山与近舍,同伴与过客,恶浊与纯净,或是他自己的痛苦、孤独、和偶有的好情绪时,书写是所有这些体验的中介,仿佛这就是书写之于他的全部意义。书写肯定调合(mediate)了他的体验,但是书写也是他体验的基础。他的田野笔记肯定是最重要的:他有几千份笔记用精确而充满技术性的文字在外形上勾勒了花朵、子房和叶片。他还有很多信:他与费尔柴德尔的通信可以算是他第一次考察的最完备的记录。但是用信件沟通难称如意,有太多东西难以言说。他越来越转向日记:一摞摞全是在倾诉行走、植物、情感、幽思与失望。十年的中国生活,让他重新开始著书立说:这一次,他收集、描绘和分类的对象从植物变成了文本——变成了他在助手和邻居家中找到的象形文献和与考察地点相关的汉文方志。在我看来,他的一生是一场壮阔的实验,是去努力跳入文本和地景。他的所有作品——植物园、日记、地理志、地图、翻译——都是在试图制作一部大地之书(a book of the earth),是去把文本叠加于大地又把大地叠加于文本。这不是一场优雅的实验:他在开始时还算是个能写坚实英文的称职作者,但是当他试图让词句跟随脚步,穿越象形文字的迷宫,让行走与阅读的双重体验继续加倍时,他不断地让自己的书写走向坏的方向。不过这毕竟是一种贡献:好像每一次踏足都裹挟着某种深邃的属于自然与文本的历史,它属于地名,属于死者与生者,属于人与人以外的生灵,是一种眼中的大地。


       1921年冬天,他从清迈徒步前往北边的云南。进入中国后,他的队伍经过西双版纳的土司领地,遇到了1885年继任的召片领,刀承恩,一位统领22万属民的傣王。洛克在未来将爱上中国边陲的土司和贵族,但是此时的他仍然无动于衷:这位傣王“无知得有如苦力,他睡在一个谷仓般的房屋里,屋檐下养着猪和马。”他们沿黑河峡谷向北,穿过一片坟场和罂粟田,遇到了一队藏商赶着五百头牦牛从西双版纳运茶饼去北部的中甸和更远的藏区。在喧嚣的大理,洛克遇到了从腾越过来的傅礼士。洛克试着表现友好,他写信给菲尔柴尔德,让他向爱丁堡寄些他在南部找到的杜鹃,因为傅礼士没去过滇南。傅礼士一下子就认为洛克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暴发户、扬基佬。他帮助洛克在雪嵩村建立了关系,但在此后始终避免与之同时出现在雪嵩村。


洛克在那个夏天一直待在丽江,考察玉龙雪山。9月,他雇佣了一队雪嵩村民去云南最西端,到腾越和盏达寻找栗树。在那儿,他继续去缅甸的瑟东(Sadon),然后从北路跨过怒江和澜沧江峡谷后返回丽江。10月,他再次西行,进入澜沧江谷地。第五章“身体的虚实”将讲述这次旅行。我在这一章关注洛克如何通过相机和身边的便携式留声机创造出一种社会图式,以忍受路上的恶浊与痛苦。这个图式将使他看起来最终能表现出些许的悲悯。


       两年的云南生活,让洛克厌倦了战争、劫匪、和路上的痛苦,他决心永远离开中国。但是在离开前,他想要去看看木里,他听雪嵩村民讲过这个四川西南的多民族区域,他们已经为傅礼士和沃德彻底考察过那儿。1924年1月,洛克和一队雪嵩村民进入木里。1928和1929年,他们还会两度赴木里。刚一到木里,洛克就让自己融入了木里高度仪式化的权力剧场。他与木里土司兼宗教最高权威项此称扎巴合作拍摄照片,这种合作在后来的几次重访中持续深化。剧场国家与洛克内心的主体剧场之间达成了欢悦的和谐。不过最终,洛克发现了木里土司权力的一个秘密:一个用枷锁关押囚犯的地牢。第六章“失落的世界”将关注洛克如何拍摄木里土司和他手下几位最卑贱的臣民。


       美国最具权威的收藏中国西部植物的中心是阿诺德植物园,威尔逊曾经代表他们三访中国。洛克说服植物园馆长查理斯·萨金特(Charles Sargent)资助他去甘肃——在云南被掘地三尺后,这是最有可能有新发现的地方。1924年12月,洛克与12位雪嵩村的年轻探险家们离开云南府,踏上了一场漫长、艰险、而又充满曲折的旅行。他们将穿越云南东北,四川西部,进入当时的甘肃(包括今青海在内,涵盖了大部分安多 地区)。在那儿,他们驻扎在卓尼土司的领地,由于回族军阀马麒与拉卜楞寺藏人部落的战争而耽搁了近两年。他们最终实现了洛克的目标,在神山阿尼玛卿附近安排了一场短暂的考察。第七章“神山”将讲述这些把他们困在甘肃/安多的事件。在第八章“探险家”里,我将探寻洛克与12位雪嵩村青年因这次险途所产生的纠缠。


        此后还有更多探险。1928和1929年,这12位村民跟着洛克前往四川西部的贡嘎山和木里西侧的亚丁,两次旅行都由美国国家地理协会资助。此时,洛克已经失去了对植物学的热情,他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探险家和地理学者。他开始对测绘着迷,总是尝试去绘制地图。但是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已经不愿再给他任何资助:他已经拖稿数年,且他的文字,在此时,也已经变得相当丑陋。1929年底,两个女孩在雪嵩村旁的池塘自尽。洛克总是为这样的悲剧恸心,此时尤甚,因为女孩们的家属指责他在捞人时搜刮了尸体上的财物。当两个女孩的灵魂被导向她们的祖先时,洛克第一次记录了一直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丰富的仪式生活。他开始收集东巴典籍,他雇佣了一位东巴帮他理解它们。几周之后,他决定这将是他一生的事业。这些古老的典籍打开了新的世界:一个率领纳西军队征服云南西北的木氏土司的世界;一些在他极为熟悉的地景上生活的无形的神灵世界:它们原来一直都在那儿。


       他开始痴迷于这项事业。他住在玉龙雪山的营帐和丽江的房子里。日军轰炸云南时,他躲到越南的大叻;新中国解放云南后,他逃亡印度的噶伦堡。在这期间,他一直与一位叫和华亭的博学东巴和昔日的几位旅伴合作。他出版了一套两卷本的翻译,一套两卷本的地理学著作来解释木府统治的区域,还有一本东巴字典在他死后出版。这些著作大部分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这些研究不是马林诺斯基式的民族志:洛克对“文化”毫无兴趣。它们也不像一般的翻译,因为他的成果大多是一些无法阅读的文本。它们是把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延伸进纸张——追寻足迹,辨认方位,采集标本,把纸与路编汇成集。第九章“大地之书”诠释的是他晚年的这些努力,他一生都在追寻进入一个由词和大地所积累起来的、开放的体系。


8.

超验与践行


        在很多方面,傅礼士、洛克和雪嵩村的植物学家们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18、19世纪帝国主义植物学的世界,这个世界随着约瑟夫·胡克爵士在1848年至1851年考察喜马拉雅山西麓而达到了顶峰。实际上,傅礼士和洛克都把自己当做是胡克尔的继承者,认为自己把胡克爵士对喜马拉雅山高山植物的考察向东推进了一步。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认为,胡克爵士七卷本《英属印度的植被》(Flora of British India)的出版标志着地理植物学的考察时代开始走向终结:这个终结随着铁路旅行的扩展迅速到来。(P.185)


       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铁路渗透至每个角落。在帝国主义势力的要求下,截止到1920年,中国已经有约7000英里长的铁路线联结起东部的城市,而且把触角向西部拓展。1910年,法国人修建了一条从法属印度支那向北通向云南府的窄轨铁路。1918年,从广州北上的列车通到了武汉,人流和物流从武汉沿着长江艰险的水道进入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1922年,从北京向西到张家口的铁路延展到包头,与黄河运来的藏地羊绒一起带动了这座城市。在帝国边界的另一端,仰光的铁路修到了东北边的米依丁卡,从那里有公路通向边境上的八莫。但是,夹在这些枢纽中间的是一片广大的内陆,那里有世上最高的山峰和一些最广阔的沙漠或高原,铁路要到二战期间才开始向这片区域渗透。从云南往北,到四川西部的康巴藏区和彼时尚属甘肃的安多,到再往北的蒙古,到西边和南边的新疆和面积更大的青藏高原,旅行者要靠骑马或步行,漫漫商路上驮着货物的是骡马、牦牛、骆驼、背夫,这样的情形要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


        我们的植物学家只走过这片区域的一角,但是也足够广阔。每次出门,他们都要靠步行或骑马,旅行数周至数月。不管是人还是牲畜,身体行走的韵律丈量着对大地的卷入。但是对这项事业中的欧美人而言,铁路和公路的兴起已经改变了行走的意义。他们是在用与本国人一致的方式去想象在上一个世纪中因旅行加速而改变的行走在道德和体验上的属性。在谈到早期摄影如何被用于呈现浪漫化的自然时,丽贝卡·苏尼(Rebecca Solnit)曾这样写道:


        看起来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想要寻回他们因生活加速而失去的对地点(place)的感受,他们已经被肢解。他们用一种过去和未来都从未见过的强度来急切地表达对地景和自然的热爱………他们眼中的理想地景似乎有一种已经不再属于他们的完整性,他们寻找这种完整感,就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做的。这些历史证明自然也是一种时间或节奏,是人行走时的节奏,是一年四季河流流淌的节奏,是由天空而非电子信号所讲述的时间的节奏。自然已经不是指你身处何处,而是指你如何穿行于其中……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已经开启了一道洪流。放慢节奏已经变成世上最难实现的事情。(P.45)


        傅礼士和洛克逐渐慢了下来。在穿越大洋时他们靠的是客轮,在去缅西和暹北时靠的是火车、汽车和牛车,这之后他们才开始靠双脚前往云南的边境。他们在步行时有一种自觉,会把自己的节奏与他们逃离的世界的节奏对立起来。他们每天都在煎熬,在不停地抱怨道路,幻想飞机。但是他们相信自己有一种特权,想象自己的体验已经彻底不同于国内的家人和雇主。他们给这种区别以道德意味。他们一边慨叹都市节奏下的生活是如何堕落,一边在振奋或疲惫中歌颂自己的生命所满载的美学魅力。这让我想起他们的竞争对手沃德在跟着商队穿越青藏高原时所写下的短书:“远隔万重,但是你能听见山间的牛铃。建议在这条藏区山路上开一间公司,从灌木丛中采羊毛。”他们强迫自己要尽可能多地利用这些幸福的时刻。那么他们如何探索自己从这一时刻所感受到的神秘感?又如何把它讲述给别人?


       欧美帝国事业要求其参与者在表述上运用一套特殊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representation)。在论述埃及的殖民化时,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指出这套意识形态要求在表述与事实、观察主体与客体、以及人与物之间划定清晰的边界。但是,正如韦伯·基恩(Webb Keane)所说,这套意识形态很难稳定,人们在实际现实中运用的表述经济学(the practical economies of representation)会证明它的错误。上述清晰的边界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维系,他者的思想也会让局面变得复杂。傅礼士和洛克发现自己经常被迫去重塑与世界的感知关系——物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好在他们手边有一些感知工具做辅助。他们有相机和望远镜,有时还有罗盘指南针和经纬仪,洛克还有一台便携式留声机。这是他们规训看与听的重要工具。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感知工具是笔和本子。这些工具帮助他们每天去整理表述和感知上的问题:它们带给他们的是最简洁却又最深刻的主体体验的模式:用双脚趟过地表,用笔划过纸面。


       虽然他们继承的林奈主义工程是18和19世纪的事业,但是他们是现代主义者。在感知和表述层面困扰现代主义者的不确定性也困扰着他们,而且他们依靠现代主义所特有的辩证思路来解决这些不确定性。很多现代主义思想在理解感知时是以一组对立为基础:一边是割裂于时间和身体的纯粹现前(pure presence),另一边是日常的、放低了的看与听的身体形式。不管是这两个方面的哪一方面,从跨进云南边界的那一刻起,帝国的确定性就开始瓦解,一起瓦解的也包括那些为人们讲述该如何聚焦和表述体验的思想。傅礼士和洛克都试图找到一些地方让纯粹的视域(pure vision)去驱散感知与表述领域的含混状态。对于傅礼士和老一代雪嵩村民,这些地方要到超越云南西北角的地方去寻找,到杜鹃的起源地和中心。整个杜鹃属、整片区域和他们植物考察的全部历史,全都能在那儿用一种包含无尽颜色的景象所涵盖。对洛克,当他和年轻一代的雪嵩村民在一起时,是依靠自己的相机和留声机去寻找。他找到的方法是用空幻的目光为自己搭建一个身体的虚相。他的写作和摄影是反复搭建一个剧场来放置这个身体:最经典的一幕是一片辽阔的荒原,中间一圈小小的帐篷里有他的12个雪嵩“男孩”,他自己的帐篷也在其中,但是空无一人。


      但是,这种超验性的目光很难长久。两位植物学家总要反复回到那个把他们不断带向大地的世界,不断在时间和身体层面感受大地如何是众多社会存在中的一员。对于傅礼士,这一践行的核心是耐心、仔细地整理标本:是去装拼词与物,是在大地的片片肌理与分类法的抽象碎片之间进行拼合。对于洛克,这一践行是制作大地之书:是去缝合文本与地景以使大地最终成为一个充分社会性的栖居之所。对他们任何一个而言,超验与内蕴在本质上都是合作的产物,都需要他们在中国和家乡的对话者参与其中:科学和商业领域的雇主、孩子和妻子、读者和园林爱好者或是其他人。这些合作在本质上也是历史性的,在从纸与地的累叠中出现时,它们就为它们遭遇的地方带来了特质。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去记录这些合作中最少被看到的一面,去重新发现它们调动的探险家们;它要关注的也是这些历史中最少被关切的一面,去重新回到这些探险家们钟爱的边陲地带。


       正是通过看与实践等努力,大地对我们而言才变成一种社会存在。这些努力把大地带入生活,把它缝合进我们与他者的关系。虽然傅礼士、洛克和雪嵩村民的合作带有帝国主义色彩,但是他们全都用各自不同的方法把大地塑造成一种生机勃勃的社会伙伴。他们在充满变数的边陲地带寻找着超验的世界,但是他们的内在世界也反复回到对大地的投入,使后者最终变为爱情、责任、雇施和友情的养料。我们的过去,即使在殖民和半殖民阶段,都满含着这种充满关怀的实践与努力,我们在未来没有理由不去拓展和深化它们。(本文节选自穆格勒教授的专著 The Paper Road: 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West China and Tibet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inversity of Californian Press, 2011]的导言部分,并由译者按照期刊格式添加译文标题、摘要、关键词和部分章节标题。即将出版该专著中译本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本刊刊登此文,在此一并感谢。)

图6(左)明光峡谷地图(1925),由赵成章绘制,傅礼士补注。图6(右)明光峡谷地图(1925),由傅礼士绘制。



本文转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8期,图片版权归原单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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