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政府论》:政府工作指引

奥富兹秘境 2018-09-01 10: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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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思考性基础: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政府都是有限的。制度意义上,有限政府甚至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最伟大的成果之一。遗憾的是,由于每个人自私的先验性逻辑起点存在,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也堕入了自私的深渊。由此,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限政府的价值之后,依然有一小部分人不喜欢甚至拒绝这样的制度设计。


历史是触目惊心的。人们将永远记住喧闹的20世纪,卑斯麦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政府,一度无边界膨胀,几乎要管住每个人的呼吸;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不仅把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公司都收纳其中,甚至连脑袋里面的思考也控制起来,谁不顺从斯大林思考的方向,谁的脑袋就会秘密消失;中国当然也不是例外,政府无限膨胀,以至于每个人的粮食都被定量,布匹和糖也需要计划,当政府派发的粮食不再抵达,有高达3000多万的人竟然被饿死了。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历史悲剧更加让人难过?当我们陈述这样的罪恶,很容易让别人误以为我们不过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反政府主义者。这是需要反复说明的地方:倡导一种有限政府的秩序,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重要。我们警惕的是,政府借用强制性的、过于集中的权力,破坏市场的秩序,甚至侵犯人们的私权利。


事实上,无论在何种制度背景下,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这么做。几乎每个政府都是这样的,对历史的教训故意视而不见,人为设计很多制度性的漏洞,让政府的政策不受制约。道理由此变得非常简单,一个单个的自然人,因为没有借助公权力,他或她对别人,对市场的伤害性,都是小范围的,甚至是无足挂齿的,但是如果拥有公权力的政府理直气壮地这么做,市场的灾难或者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就会很快来临。


所以我们呼吁一种有限的政府秩序,政府的任何一种权力都是每个人授予的,其目的是让政府保护每个人的私权利,保护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市场体系中的权利。私权利成为政府行事的最后边界,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政府的无边界发展,绝对不能让政府强大到摧毁或者忽略每个人的私权利的程度。


问题指向两个方面。


其一,有限政府的建立,目的当然是约束政府的滥权,这反过来意味着,有限政府的建立,也是为了约束每个人的原罪。人类社会的局面就是如此,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不需要建立,问题在于,没有一个人是天使,每个人都有罪,因此政府的设立呼之欲出。洛克的《政府论》就是在这样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陈述。周全的思维方式是,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每个人的原罪,而政府是所有选项中相对比较有效的约束每个人原罪的组织形式。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让一个由人组成的政府越过最高原则,来伤害每个人,政府不能无限膨胀,以至于可以借助政府的名义,伤害每个个人,必须把政府限制在一定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洛克强调,政府和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每个人的自由。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对每一个人的权利加以重视,这样的权利,包括了一个人在法律的约束下随心所欲处理和安排自己的人身、行动、财富和言论的自由,在这个范围之内,一个人不受另一个人的支配,尤其是不能受政府的支配。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从这样的私权利领域退出去,彻底地退出去。


其二,如果有限政府只是一种凭空想象出来的理念,而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试错的结果,那些热爱大政府的人们,就有了拒绝有限政府的坚实理由。所以,对历史的了解与分析,就成为重要的功课。“历史告诉我们,团体和个人都非常容易受到暴政的诱惑”,这是托马斯杰弗逊1774年说过的话。这里的暴政,就是大政府主义。既包括了由大政府推动的计划经济形态,也包括了绝对惟一性的政府意识形态宣传,还包括对一个明星政治偶像人物的非理性膜拜。当三者结合在一起,大政府主义就成为一种强大的生活方式,暴政来了,灾难来了,所有人都张开怀抱,为自己能够遭遇灾难欢欣鼓舞。


任何一种大政府主义的实现,一定是魔鬼暴君与普罗大众合谋的结果。有人在《圣经》和亚里斯多德的学说里找到了反对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性理由。当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时,以色列人制造了一尊偶像。这是亚伦的杰作,那些在路上的犹太人,当时当地的态度,不是抵抗亚伦,反而是欢呼,是积极参与。这是最古老的错误,背后的逻辑是,亚伦将人的组织的行为的边界打破,直接违反了上帝的最高原则,人不能拜偶像。但是亚伦的行为,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却最具有蛊惑性,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取悦上帝,而是取悦以色列人。这就意味着,亚伦的“政府”,破坏了最高的原则,因此不再是一个有边界的政府,而是一个无限的大政府,无限到抗拒上帝的诫命。

政府因为夹带公共利益,使得人们丢失掉最高的敬畏原则,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亚里斯多德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的自然观念,就是从理性思考路径出发,将自然的秩序置于绝对的高度。这启发了后来的有限政府理念,任何一个政府的行为,都必须以最高的自然秩序作为起点。这是自然法的起源。政府或者说政府制定的法律,不仅是政府意志和权力的表现,必须要建立在至高无上的原则之下。政府和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管辖,没有人高于法律。而法律的位置,毫无疑问,是不可高于上帝,不可高于自然秩序。


感谢先知们的努力。他们提醒我们,任何由人组成的政府,必须有所敬畏,必须建立其必要的和合适的列举型权力。也就是说,政府一定不是无所不在的,政府和一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惠的关系。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以契约的形式写进宪法,人有赋予政府公权力的权利,也有抵抗政府滥用公权力的权利。个人的”抵抗权”由此建立,这才是有限政府的基石。


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抵抗权”的存在,人们才得以在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漩涡里,一直顽强地守卫自由。荷兰、英国和美国,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的历史证明,有限政府的建立是有可能的,而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也是有可能的。这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没有政府和官僚的干预,繁荣就有可能;没有政府强制参与的宗教秩序,社会的稳定和每个人心灵的自由,就有可能;没有不受限制的政府的绝对统治,就有了建构法律体系,建构有限政府的可能。而一旦有限政府成为现实,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形成了一个可以期待的制度基础和信仰基础。

对于崇尚自由经济秩序的经济学者而言,美国政府的结构秩序是一个好的参照系。川普政府在这方面的措施,非常具有价值。他的政府理念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尽可能缩小联邦政府的规模,致力于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其二就是放大企业的意义,尤其是放大中小企业的意义,以此确保一个巨大的市场秩序与一个小的政府之间的正相关。


有趣的是,身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克鲁格曼,竟然不能理解川普的经济学理念,甚至批评川普的理念会带来威胁。我读了克鲁格曼的这篇文章,发现他并不是以一名经济学家的立场在批评川普,而是以政治家或者外交家的身份在胡说八道。事实上我也知道,克鲁格曼这个人文笔很好,向来批评共和党的政策,他的随笔时评是美国一大溜左派媒体的座上宾。当年克林顿当了八年总统,认为以为老帅哥会请克鲁格曼担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不料克林顿根本就不搭理克鲁格曼。所以,克鲁格曼在美国更多表现为一名意见领袖,类似于中国的公知。他的话语,可听可不听,一些凑热闹的宣泄而已。


(美国公知克鲁格曼,刚刚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川普构成最大威胁》)





所以让我们回到经济学,回到洛克的《政府论》,这才是理解美国小政府的一个重要通道。


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思考性基础: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政府都是有限的。制度意义上,有限政府甚至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最伟大的成果之一。遗憾的是,由于每个人自私的先验性逻辑起点存在,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也堕入了自私的深渊。由此,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限政府的价值之后,依然有一小部分人不喜欢甚至拒绝这样的制度设计。


历史是触目惊心的。人们将永远记住喧闹的20世纪,卑斯麦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政府,一度无边界膨胀,几乎要管住每个人的呼吸;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不仅把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公司都收纳其中,甚至连脑袋里面的思考也控制起来,谁不顺从斯大林思考的方向,谁的脑袋就会秘密消失;某国当然也不是例外,政府无限膨胀,以至于每个人的粮食都被定量,布匹和糖也需要计划,当政府派发的粮食不再抵达,有高达3000多万的人竟然被饿死了。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历史悲剧更加让人难过?当我们陈述这样的罪恶,很容易让别人误以为我们不过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反政府主义者。这是需要反复说明的地方:倡导一种有限政府的秩序,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重要。我们警惕的是,政府借用强制性的、过于集中的权力,破坏市场的秩序,甚至侵犯人们的私权利。


事实上,无论在何种制度背景下,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这么做。几乎每个政府都是这样的,对历史的教训故意视而不见,人为设计很多制度性的漏洞,让政府的政策不受制约。道理由此变得非常简单,一个单个的自然人,因为没有借助公权力,他或她对别人,对市场的伤害性,都是小范围的,甚至是无足挂齿的,但是如果拥有公权力的政府理直气壮地这么做,市场的灾难或者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就会很快来临。


所以我们呼吁一种有限的政府秩序,政府的任何一种权力都是每个人授予的,其目的是让政府保护每个人的私权利,保护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市场体系中的权利。私权利成为政府行事的最后边界,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政府的无边界发展,绝对不能让政府强大到摧毁或者忽略每个人的私权利的程度。


(洛克不仅撰写了《政府论》,他的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人类理解论》,也就是说,他对政府的描述,建立在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人性的怀疑这两个重要的基础之上。)





问题指向两个方面。


其一,有限政府的建立,目的当然是约束政府的滥权,这反过来意味着,有限政府的建立,也是为了约束每个人的原罪。人类社会的局面就是如此,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不需要建立,问题在于,没有一个人是天使,每个人都有罪,因此政府的设立呼之欲出。洛克的《政府论》就是在这样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陈述。周全的思维方式是,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每个人的原罪,而政府是所有选项中相对比较有效的约束每个人原罪的组织形式。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让一个由人组成的政府越过最高原则,来伤害每个人,政府不能无限膨胀,以至于可以借助政府的名义,伤害每个个人,必须把政府限制在一定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洛克强调,政府和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每个人的自由。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对每一个人的权利加以重视,这样的权利,包括了一个人在法律的约束下随心所欲处理和安排自己的人身、行动、财富和言论的自由,在这个范围之内,一个人不受另一个人的支配,尤其是不能受政府的支配。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从这样的私权利领域退出去,彻底地退出去。


其二,如果有限政府只是一种凭空想象出来的理念,而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试错的结果,那些热爱大政府的人们,就有了拒绝有限政府的坚实理由。所以,对历史的了解与分析,就成为重要的功课。“历史告诉我们,团体和个人都非常容易受到暴政的诱惑”,这是托马斯杰弗逊1774年说过的话。这里的暴政,就是大政府主义。既包括了由大政府推动的计划经济形态,也包括了绝对惟一性的政府意识形态宣传,还包括对一个明星政治偶像人物的非理性膜拜。当三者结合在一起,大政府主义就成为一种强大的生活方式,暴政来了,灾难来了,所有人都张开怀抱,为自己能够遭遇灾难欢欣鼓舞。


任何一种大政府主义的实现,一定是魔鬼暴君与普罗大众合谋的结果。有人在《圣经》和亚里斯多德的学说里找到了反对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性理由。当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时,以色列人制造了一尊偶像。这是亚伦的杰作,那些在路上的犹太人,当时当地的态度,不是抵抗亚伦,反而是欢呼,是积极参与。这是最古老的错误,背后的逻辑是,亚伦将人的组织的行为的边界打破,直接违反了上帝的最高原则,人不能拜偶像。但是亚伦的行为,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却最具有蛊惑性,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取悦上帝,而是取悦以色列人。这就意味着,亚伦的“政府”,破坏了最高的原则,因此不再是一个有边界的政府,而是一个无限的大政府,无限到抗拒上帝的诫命。


政府因为夹带公共利益,使得人们丢失掉最高的敬畏原则,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亚里斯多德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的自然观念,就是从理性思考路径出发,将自然的秩序置于绝对的高度。这启发了后来的有限政府理念,任何一个政府的行为,都必须以最高的自然秩序作为起点。这是自然法的起源。政府或者说政府制定的法律,不仅是政府意志和权力的表现,必须要建立在至高无上的原则之下。政府和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管辖,没有人高于法律。而法律的位置,毫无疑问,是不可高于上帝,不可高于自然秩序。


感谢先知们的努力。他们提醒我们,任何由人组成的政府,必须有所敬畏,必须建立其必要的和合适的列举型权力。也就是说,政府一定不是无所不在的,政府和一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惠的关系。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以契约的形式写进宪法,人有赋予政府公权力的权利,也有抵抗政府滥用公权力的权利。个人的”抵抗权”由此建立,这才是有限政府的基石。


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抵抗权”的存在,人们才得以在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漩涡里,一直顽强地守卫自由。荷兰、英国和美国,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的历史证明,有限政府的建立是有可能的,而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也是有可能的。这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没有政府和官僚的干预,繁荣就有可能;没有政府强制参与的宗教秩序,社会的稳定和每个人心灵的自由,就有可能;没有不受限制的政府的绝对统治,就有了建构法律体系,建构有限政府的可能。而一旦有限政府成为现实,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形成了一个可以期待的制度基础和信仰基础。


所以,理解了这样的思想史,或许就能理解眼下川普政府在小政府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也能理解诸如克鲁格曼这样的学院经济学家,他们对川普政府的厌烦,完全不是基于经济学常识的思考,而仅仅是一种站队。以至于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变态的姿势:只要是川普的政策,就是错误的。即使川普的小政府模式完全吻合古典经济学家,他们也不管了。

读洛克《政府论》引发的对国家权力分配的思考

摘要: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对于政治社会的起源以及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论述可谓深入骨髓,然而其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却是他对于政府权力的剖析,以及这种权力和人民的权利的位阶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power和right的关系。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故洛克认为政府的全部目的只能是服务人民,不能有超越人民所赋予它的权力之外的任何特权。人民通过选出立法机关来代表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政府只能拥有立法权派生出的执行法律的权力,所以立法权自然高于执行权而享有随时处罚违法不良行政的权力。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之间的权力分配便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界限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完美诠释。只有突出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有效限制政府的权力,才能让洛克的分权思想在中国焕发出生机活力。 

关键词 政治社会  立法权  执行权  分权制度  权力机关 

一 .由“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的形成
自1690年英国人约翰.洛克的《政府论》诞生之后,人们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结构应该设计成什么样的构想似乎逐渐趋于一致,其后产生的三权分立理论在当时以及日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洛克在《政府论》下篇关于政府的权力体系分配和公民社会的剖析过程中虽然未直接道出“三权分立”的原委,但其对于政治权力的经典表述却暗含了分权思想的萌芽:“政治权力就是为了确认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有关死刑及各种较轻处罚的法律的权力,以及为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免受外来侵略而使用共同体力量的权力,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立法权和行政权,而洛克在当时将行政权称为执行权,我们在此可以将其狭义地理解为政府行政。这也是政治社会历史上分权思想的最初存在,后来经过孟德斯鸠的加工和扩展而形成了系统的分权制衡理论,而美国宪法将其法制化,成为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样板模式。洛克在他的论述中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并系统论证了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人们抛弃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自然法所赋予的各种权利和自由,从而结合在一起并组成社会,并授权给其中一些人,由他们来执行固定不变的法律,从而惩罚犯罪,保护人们的财产。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洛克便把它称为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从此人们摆脱了之前的完全“自由”的状态,而自愿接受了他们所共同推崇的代表大多数人共同意志的“执行代表”的统治。洛克关于最初的自然状态的论述中讲到:“人类原本生活在一种完美的自由状态中,每个人都享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人们可以处死任何一个侵犯自己或者意图侵犯自己人身和财产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的行为约束,也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多数人共同意志的权威机构可以服从,若一个人滥用了自己执行自然法的权力,将一个罪不至死的人处死了,他本应受到相应的惩罚,但是由于自然状态下缺乏一个有力的政府或类似政府的组织,而且其他自然人对此表示漠不关心,或者出于“事不关己”的心理,一般不会去冒险惩罚这个滥用权力的人。所以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立法者,同时也是执行者,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所享有的是绝对的权利和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或者说广义上的自由。然而我们知道人类是理智的生物存在形式,区别于野蛮的禽兽,我们朝着文明的方向前进,在纯粹的弱肉强食的无规则无约束的原始社会中,由于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所以人们完全依照自己的天性或者说人类最原始的兽性来处理一切事物关系,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可不会顾及那么多,自然灾害的肆虐以及食物的匮乏使得人们逐渐感觉到了联合起来的重要性,这就是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得以形成的原因。洛克的语言则更加能够道破其中的要义:“由于我们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提供足够的物资,以满足我们天性所要求的生活,因此,为了弥补我们在单独生活时必然遇到的缺陷,人们会自然想到和他人一起生活,这就是最初人们联合起来组成政治社会的根源。”
 

二. 政府的产生及其目的和权力
在最初的政治社会形成之后,每个社会成员由于有了共同体力量的保护,他们的财产也逐渐增多,同时人们的私心和欲望也随着财产的积累而膨胀起来。这原是人类利己的本性使然,但是财富的增多必然会带来社会的阶级分化,也带来不同区域或者不同职业群体的差距。这就无法避免社会中的种种冲突和犯罪的产生,人们的财产同样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基于迫切保护自身财产的本能,人们决定选出政府,由政府来执行法律,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来保证所有人都迫于威慑而服从执行,但政府的全部目的只能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利益,不应有超越人们赋予它的任何权力。洛克在公民社会一章中也说到:“社会授权给一些人,由他们来执行法律,裁决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关于任何权利问题的一切争执,并且根据法律规定的惩罚措施来处罚任何成员对社会所犯的罪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是不享有最高立法权的,甚至可以说政府完全不享有任何立法权。因为政府是人民所推崇出的旨在保护人民财产的组织,它只是人们意志表示的一种产物,来源于人民,也必须为人民所用。这个意志也就是更好地保护人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如今我们国家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并逐步贯彻落实这种思想。党中央确立了科学发展观新的指导思想,核心便是以人为本,政府致力于为人民谋福利,充分考虑人民的意志和需要,这符合政府创立的最终目的,就像洛克在政府目的一章中所说的:“无论谁掌握了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力,他都应该根据既定的,当众公布而且众所周知的长期有效的法律,而不能以临时的命令进行统治。应该由公正无私的法官根据这些法律裁决纠纷。而且只有在对内执行法律,对外制止侵害或索取赔偿以及保障社会免受外来侵袭和入侵时,才能动用社会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其他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前面说到,政府没有立法权,但是从前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出现的孙志刚事件可以看出政府关于行政立法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我们不禁会问:像《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种违宪的法规怎么会堂堂正正地存在?我们的政府不仅仅有权制定法,甚至所制定的法规可以挑战宪法的权威。这给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蓝图上甩出一个多么大的惊叹号!作为法律人,我们如何还能说服自己认可这些被“掏空了的理论”:享有国家立法权的主体只能是全体国民,法律是国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等等。在对于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之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国家关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立法主体和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定。,并最终回归到如今我们最现实且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

三.立法权和执行权关系以及我国的权力分配
在明确了国家立法权的由来之后,洛克便对他所提到的执行权进行敖述,其中提到立法权和执行权必须分开的观点:“法律将长期有效,需长期执行,但是制定这些法律往往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所以必须有另外一派力量来行使执行权,而且这两种权力不能统归一批人所有,因为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对人性的弱点构成极大的诱惑,使他们倾向于夺取权力。并在制定和夺取法律时使法律符合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这便违背了政府的目的。”洛克对于国家立法权和行政权关系的理论是他的分权思想的精髓所在,后世对于他的思想的继承一直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也奠定了现代世界各国所采用的政府构建理论的基础。在分析洛克的分权理论时我们应该首先明确一点,那就是立法权和执行权的效力问题。《政府论》中运用大量篇幅来强调来自于人民集体的立法权的效力处于最高地位,政府执行法律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赋予,故执行权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与立法权无法匹敌的。而洛克的语言则更加犀利:“立法机关把执行他们制定出的法律的权力交给一些人,当他们发现有必要时仍然可以将这种权力从这些人手中收回来,并惩罚任何的违法不良行政。”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各省,军队,自治区,特别行政区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它也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处理相关日常事务。按照洛克的观点,我们的全国人大无疑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因为它是由人民代表组成,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无论是立法方面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决策方面,都享有唯一至上的权力,而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则不应该具有超越全国人大的权威。可是我们在现实中往往看到政府总是“管的过多”,在涉及一些根本性决策的问题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查大多流于形式,不能充分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实质上的职权。众所周知,在近几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之时,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自保措施,国务院推出了四万亿人民币投资计划,虽然这些资金被声称用于投向公共基础建设,西部开发,灾后重建等项目,但是每一笔钱未必能够切实发放到位,地方官员的腐败,资金管理制度的欠缺等原因导致这些钱不少一部分都流失于发放途中。而在国务院推出这笔投资款项之前,这个计划并未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批准,这违背了我国宪法第62条第9,10款的明文规定: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其实国务院对于这次款项的发放完全是出于对扩大社会福利覆盖面的考虑,对灾后重建的重视和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这些初衷无疑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为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政府是置人民利益于第一位的政府。但是我们更加需要予以反思的是,政府真的管的越多越好吗?政府的权力真的越大越好吗?前面我们说到,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政府的权力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和财产,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创建良好的社会秩序。由于法律的执行必须与广大人民直接接触,所以政府通常被赋予诸多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权力,而立法机关,例如我国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他们产生的法律往往被束之高阁。这样一来,政府便由于掌握了过多过大的权力而悖弃了它最初被创立的目的。我国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经常被置于极其尴尬的地位,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国务院拨出几个亿或者几十个亿用于做一些事情,由于事先并未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批准,人大常委会通常会在事后发表一个声明或者做一个报告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强烈支持国务院做出的决定。作为一个知晓法律的人,在看到这样一幕的时候,心理的滋味犹如打翻了百味瓶一样!更多的是无奈!然而,在我们的制度受到种种批判的同时,我们需要的不是雪上加霜地痛斥和落尽下石的针砭行为,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份子,我们应该反思总结,提出出自良心的建议。众所周知,全国人大会议每年只召开一次,而且由于会期短暂,内容繁多,加上人大代表个人素质的限制,往往在会议上对各项工作的总结和对预算决算的审查,财务状况的审计等都难免流于形式,这就在客观上给人大的最高权力的行使带来了阻碍。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也显而易见,既然人大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管的事,那就交给人大常委会去管,所以目前在我国完善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体系的构建对于国计民生是至关重要的,宪法也赋予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工作的职权。关键是如何将这些职权具体运用到实际的监督工作中去,真正发挥出人大在闭会期间常委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    洛克在论国家权力的统属一章中也分析了由于立法机关的频繁集会和不必要的漫长会期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负担,所以有必要将这些事物委托给一个长期存在并负责照顾公共福利的人。洛克的本意是由立法权产生执行权,由于我国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设置了人大常委会作为其常设机构,这就形成了我国在立法及其执行监督方面的天然优势,我们不妨将洛克所提到的这个“委托”广义地理解为人大常委会对于人大立法施行情况的监督,而并非仅仅将它理解为政府执行法律。      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应在与国务院的协作中处于被动状态,而应该主动发挥其作为最高 权力机关的威慑力,不虚置宪法赋予它们的职权。退一万步说,即使不能发挥最高权力的作用,起码应该做到孟德斯鸠在权力制衡理论中提到的国家立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平等的程度,如此,也可形成对政府权力的制约。      提到三权分立,人们往往会想到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划分,然而洛克在他的理论中并未将司法权独立出来,但是保证司法公正的观念已经是他论述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结语
洛克在对绝对君主制的鼓吹者罗伯特.菲尔默爵士的批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前无古人的国家及政府制度理论,在他的论述中字里行间无不透漏出天赋人权的思想,他强调政府的目的是服务人民,且不应有超越人民赋予的权力之外的权力。他对于政治社会的起源及形成过程的独到见解给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也打破了当时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君权神授”观念枷锁,给人们灌输了“人人生而平等,享有自由”的观念,并由此拉开了人们为权利而斗争的历史大幕。     洛克的分权思想冲击着当时世界还处于绝对君主制国家的统治基础,奠定了日后的“三权分立”理论的基础,其影响已经跨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洛克的分权思想也同样深深影响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如何在中国实现洛克的“分权梦”,依赖于我们的人大制度的完善,以及是否能够实现人大的权力至上和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总之,洛克的思想对政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引用边沁的一句话:没有洛克,我们便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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